龔全珍（中）在當?shù)亓沂考o念館向人們講述丈夫甘祖昌將軍的故事（5月21日攝）。記者 胡晨歡攝

　　引言——

　　“作為一個共產(chǎn)黨員，就應該為黨工作，活到老、學到老”

　　30年前，一位60歲的老人，在贛西蓮花縣坊樓鄉(xiāng)農(nóng)房里，寫下了這樣的話：“歲月如水流，走呀，走呀。我曾走過荊棘叢生的荒郊，越過鳥語花香的田野，攀過懸崖陡壁，躍過一道道坎坷。未來還有多久呢？雪萊說得好：‘過去屬于死神，未來屬于自己。’”

　　歲月又走過了30年。2013年5月24日，這位老太太動情地對記者說：“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民教師，作為一個共產(chǎn)黨員，就應該為黨工作，就應該活到老，學到老，絕不居功自傲，還要學習，還要努力。”

　　91歲，60多年黨齡，從大海之濱到西北，從西北到新疆，從新疆到江西，從大學到軍營，從部隊到農(nóng)村，踏遍大半個中國，歷經(jīng)近一個世紀。無論是將軍的戰(zhàn)友，還是農(nóng)民的妻子，無論是學生的老師，還是女兒的母親、孩子們的奶奶，她都堅定信念，不改本色，學習不止，奮斗不止。

　　未來還有夢。她把心思都花在青少年的培養(yǎng)上。她說，現(xiàn)在腦子退化，不聽使喚了，但還是“不馬馬虎虎過下去，爭取做個優(yōu)秀的共產(chǎn)黨員”。她，就是共產(chǎn)黨員、開國將軍甘祖昌的夫人龔全珍。

　　今年4月1日，省委書記強衛(wèi)到任江西第13天，從萍鄉(xiāng)下火車，冒雨驅(qū)車近80公里，來到蓮花縣，專程走訪看望龔全珍老人。他拉著老人的手，深情地說：“甘祖昌將軍的事跡和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青少年是祖國的明天和未來，加強革命傳統(tǒng)和理想信念教育有利于他們健康成長，您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親密戰(zhàn)友——

　　“領(lǐng)導問我，說甘部長回家當農(nóng)民，你回去當什么？我說，他當農(nóng)民我也當農(nóng)民，不會當學著當”

　　距蓮花縣城中心廣場不遠，有一條青華巷，巷里一幢普通樓房的三樓，住著龔全珍老人和她的三女兒甘公榮一家。

　　5月24日，記者走進這個普通的家庭。客廳簡陋，擺設(shè)簡單，四壁只掛了一張甘祖昌將軍的戎裝半身照，龔老就坐在照片對面的沙發(fā)上。

　　龔老面容和藹親善，始終微笑著和記者攀談。她非常謙恭地說：“我還做得不夠好。比起甘祖昌來，我差遠了。”

　　這是電影《這樣一位將軍》中的場景：1955年，新疆軍區(qū)后勤部長甘祖昌向組織申請回鄉(xiāng)務農(nóng)，龔全珍聽了后很生氣，責怪丈夫為什么不和她商量，甘將軍向她發(fā)了一通火。談及這一細節(jié)，老人哈哈一笑，幽默地說：“電影制造矛盾，我非常尊重他。他農(nóng)民出身，入黨這么久，又是老同志，靠得住。我的任務是讓他身體好一些，多活幾年。”

　　組織上不批準甘祖昌回鄉(xiāng)，龔全珍就陪著丈夫，一直遞交了3年的報告。1957年，組織終于同意了。龔全珍任教的解放軍子弟學校八一中學的領(lǐng)導問她：“甘部長回老家當農(nóng)民，你去當什么？”龔全珍說：“他當農(nóng)民我也當農(nóng)民，不會當學著當。”

　　出生在山東煙臺的龔全珍來到蓮花縣坊樓公社沿背大隊，第一不習慣的是吃辣椒，第二是聽不懂當?shù)卦挕?ldquo;我一下子成了外國人。”老人回憶說，丈夫有了新戰(zhàn)場，她不能生活在他的光環(huán)里，不能落后。但要跟社員一起排工，她犯愁了：當農(nóng)民就要吃工分。工分總量是定了的，她分了一分工，就等于別人少了一分工。她對甘祖昌說：“我勞動效率低，不能剝削人家。我去縣里問問，看缺不缺老師。”

　　像戰(zhàn)士上戰(zhàn)場一樣，龔全珍準備一床被子和幾件換洗衣服，捆一個包，走了20多公里路，進了城。

　　“干嗎要背上被子呢？”記者問。

　　“如果分配我到縣城教書呢？就要住下。”老人說，“還真分我到蓮花中學。”龔全珍西北大學教育系畢業(yè)，可蓮花中學缺的是理科老師。她重返文教局，局長根據(jù)她的意愿，又將她分配到坊樓中學任教。

　　甘祖昌從將軍到農(nóng)民，回到了另一個戰(zhàn)場；龔全珍從部隊學校到農(nóng)村學校，繼續(xù)戰(zhàn)斗在教育戰(zhàn)線。

　　戰(zhàn)場不同，辛苦緊張卻一樣——

　　“祖昌一到家鄉(xiāng)，每天背個镢頭出門勞動。種什么水稻，產(chǎn)多少斤，他有個小組專門研究。”龔全珍周一到周六住在學校，在小學當校長時，離家更近，就10幾分鐘路程，但她仍然吃住在學校。其他老師周六下午可以回家，她卻利用下午時間家訪，吃了夜飯才回。次日一早，甘祖昌前腳出家門，她后腳也回到了學校。

　　戰(zhàn)場不同，旺盛斗志卻一樣——

　　因為戰(zhàn)爭年代多次受傷，蘇聯(lián)醫(yī)生曾斷言：甘祖昌能活過60歲就萬幸了。將軍返鄉(xiāng)時52歲，與天斗，與地斗，與時間斗，他勝利了，活過了80歲！2010年，將近87歲的龔全珍向黨支部遞交承諾書：“健康時，每周去一次福利院，為孤寡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病時，不住特殊病房，不用價格昂貴的進口藥品……去世后，生前最后一個月的工資作為我此生最后的黨費；生前捐助的5名貧困大學生，要求子女們繼續(xù)捐助到畢業(yè)……”

　　戰(zhàn)場不同，精神品質(zhì)卻一樣——

　　甘祖昌有工資，他出工不但不要工分，而且把工資拿出來買化肥，獎給改造“冬水田”的生產(chǎn)隊，還捐錢建橋、建水庫和電站。學校每次調(diào)工資，龔全珍首先聲明她不調(diào)：“我都不好意思，縣長工資才50塊錢，我有80塊。太多了。”除了交60塊錢回家，剩下的20元，大部分接濟了貧困學生。今年75歲的劉永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和龔全珍同事。“我剛來，沒有轉(zhuǎn)正，她就把糧票、餅干票給我。”劉老師說，“小學校舍不夠，她帶領(lǐng)師生們建教室，木工和泥工的工錢都是她貼的。”

　　戰(zhàn)場不同，累累戰(zhàn)果卻一樣——

　　甘祖昌參加建設(shè)了3座水庫、4座電站、3條公路、12座橋梁、25公里長的渠道，每項工程他都捐錢，有統(tǒng)計的達8.578萬元。龔全珍建了8個教室，捐助學生100多人，捐贈圖書近萬冊，最近10年捐款金額超過10萬元。

　　知心愛人——

　　“我回家沒有干別的活，就是給他補衣服、洗衣服；他喜歡吃面食，我就做點餃子給他吃”

　　一個是西北大學教育系高才生，一個是連“龔”字都認不出的軍人；一個不到30歲，一個年近半百；一個是學校教師，一個是解放軍少將，從1953年結(jié)婚到1986年甘祖昌逝世，共生育4個女兒，攜手走過33個春秋。

　　是之前都有過婚史，才彼此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是甘祖昌回鄉(xiāng)驚世駭俗之舉，回到農(nóng)村廣闊天地的大熔爐，才使兩顆心靠得更近？

　　是，又不完全是。他們都是共產(chǎn)黨員，擁有一個共同的理想。無論在哪里，無論環(huán)境如何變遷，無論是什么角色，他們都堅定信仰：做一名純粹的共產(chǎn)黨人，做一名無私的共產(chǎn)黨員。

　　甘祖昌受過3次重傷，留下了腦震蕩后遺癥。在新疆，煙斗不離口，在江西，旱煙筒不離手。他對抽煙有“歪理”：“煙可以緩解頭疼。”龔全珍只好相信他，替他到挑擔小販手里買生煙，切成煙絲。“我?guī)退校屑?，切細。一次裝那么一鐵盒子。他一天就吃一盒。”

　　回到蓮花，兩人都忙。一個腰里插根旱煙筒，一個腋下夾著課本。龔全珍牢記部隊首長的囑咐，要好好照顧甘祖昌，“爭取讓他活到60歲”。到了蓮花，她發(fā)現(xiàn)甘祖昌特別充實，早出晚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開心得不行。學校規(guī)定，老師只能在周六回一次家，所以家里大小的事，幾乎由甘祖昌包了，女兒衣服、鞋子破了，他都會及時補上。

　　女兒甘公榮回憶說：“小洞爸爸補，大洞就等媽媽星期六回來補。”龔老補充說：“我回家沒有干別的話，就是補衣服、洗衣服。我看祖昌補得不好，就拆換，重新補得平一點，補得好看一點。”

　　甘祖昌在北方呆了幾年，愛上了面食，而蓮花鄉(xiāng)下人做不來面食。龔全珍派上了用場，周六回家，會讓甘祖昌換換胃口，做點他愛吃的餃子。龔全珍發(fā)了工資，“上交”家里60元。交錢時，甘祖昌總不忘問一句：“給你媽媽的錢，你留下沒有？”

　　夫妻倆生活上互為補充，互相照顧，學習相互促進。“祖昌文化不高，但他肯學，記性好。他喜歡讀馬列主義著作，碰到字認不來，就叫我教他。”老人說。有一天，甘祖昌拿一篇文章問她：“你發(fā)現(xiàn)什么問題沒有？”龔全珍說：“沒發(fā)現(xiàn)什么。”甘祖昌說：“你是怎么讀書的？讀書要聯(lián)系實際。”

　　1976年，甘祖昌身體不好，龔全珍提前兩年退了休，全心陪護丈夫，一直到1986年甘祖昌去世。

　　甘公榮說，她從來沒看過爸爸媽媽紅臉、吵架。“媽媽曾經(jīng)在我們面前說，爸爸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爸爸身體不好，不能讓他生氣。”

　　“嚴師”媽媽——

　　“爸爸是農(nóng)業(yè)社的爸爸，媽媽是學生的媽媽”

　　55歲的甘公榮剪著短發(fā)，衣著樸素，她剛從井岡山干部學院上完課回到家。干部學院請了4名紅軍后代，定期給干部上課。甘公榮是其一。

　　甘公榮上有兩個姐姐，一個在南昌，一個在九江，都是銀行保險部門普通員工，老四甘吉榮同在蓮花縣城。此刻，公榮正坐在老人身邊，一會兒關(guān)切地看著母親，一會兒端起茶杯，關(guān)照母親喝水。

　　“以前有人常問我，你媽媽是學生的媽媽還是自己的媽媽？還問我，為什么你媽媽的普通話那么好，而你們卻講不來普通話？”她轉(zhuǎn)頭看著老人，接著往下說：“井岡山干部學院叫我去講課，宣傳老一輩的光榮傳統(tǒng)，我邊講邊練，才學會了一點點普通話。”吉榮則不同，滿口蓮花腔：“平時跟媽媽接觸少，說話更少，沒有機會跟媽媽學普通話。”

　　老人在一旁聽著，接過女兒的話：“當時對小孩關(guān)心太少。女兒都說，爸爸是農(nóng)業(yè)社的爸爸，媽媽是學生的媽媽。大人這樣嚇唬小孩：不好好聽話，就送你到甘祖昌家去！”

　　甘祖昌的脾氣是出了名的倔，哪家孩子不聽話，他就把旱煙筒舉過頭頂作打狀。在家里，孩子們怕的，卻是媽媽。

　　公榮的哥哥、龔全珍和前夫生的小孩在課堂上偷看連環(huán)畫。龔全珍發(fā)現(xiàn)了，就提問他。他說：“媽媽，我沒聽到。”龔全珍嚴厲地說：“這是課堂，不是家里，叫我老師！”周六，她回到家里，把小孩都叫在一起開家庭會，規(guī)定：“進學校門就要叫老師，我到了家就叫我媽媽。”

　　打那以后，龔全珍的兒女們，只要在學校，從不喊她“媽媽”。“如果是外面的人，在學校里，根本看不出我和媽媽是母女關(guān)系。”公榮說。

　　劉永林老師回憶，龔全珍生下吉榮，沒多久就來上班了。她把女兒往床上一丟就去上課，要哭要拉隨便，等下了課再去管。

　　吉榮半歲后，就給了甘祖昌的三叔做女兒。她從小在另一個村長大，就更難看到媽媽了，媽媽到底是做什么的，從來沒聽媽媽講過，所以“看到她都有點怕”。

　　大女兒要去當兵，求爸爸甘祖昌疏通關(guān)系被拒絕的故事，廣為稱頌。殊不知，在這一點上，龔全珍完全站在丈夫一邊。親戚的一個小孩想當兵，想讓龔全珍送去新疆，她說：“真是開玩笑。他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小孩明明心臟有毛病，幾年體檢都不合格。到了新疆就能合格？”

　　“慈母”老師——

　　“教師是個值得驕傲的職業(yè)。我這一輩子沒干別的事，就是當老師”；“要改變一個孩子不是很容易，要有很大耐心”

　　蓮花縣民政局原副局長朱松林談及龔全珍老師，非常激動：“龔老師的職務沒有甘祖昌高，但她的品性，不亞于甘將軍。”

　　“我9歲沒了母親，13歲時到坊樓中學讀初一。”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幕重現(xiàn)在他眼前。龔全珍教政治，兼做義務校醫(yī)。這年夏天，朱松林發(fā)高燒到攝氏40度，可能被燒糊涂了，幾乎處于昏迷狀態(tài)。第二天，他隱約感到有人在用冷水毛巾敷他額頭。醒來一看，龔老師正坐在床頭，一口一口把稀飯送到他嘴邊。

　　“醒了？不要怕，不要怕。”龔老師一邊安慰他，一邊喂著稀飯。他發(fā)現(xiàn)，龔老師一點厭煩的表情都沒有。“她是那么慈祥，一點也看不出將軍夫人的架子，連老師的架子都沒有。她簡直比我的親人還親，我仿佛回到了母親的懷抱。”朱松林有點動情。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行“讀書無用論”。但龔全珍教導學生的，還是要多學文化知識。今年56歲的劉根蘭老師說，1972年，龔老師教他英語。“我們不懂ABCD，她上英語，我們很稀奇，就不認真，愛發(fā)笑。盡管這樣，龔老師還是耐心施教，對我們說，要珍惜時間，多學點知識，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半個世紀教師生涯中，龔全珍都是以校為家。老人回憶說：“在新疆八一中學，家長把孩子交到我們手上，吃喝拉撒都要管。”隨丈夫回到蓮花縣鄉(xiāng)下，學校離家盡管很近，她也嚴守紀律，不到周六不回家。

　　“我這一輩子沒干別的事，就是當老師。”龔老說，“教師是個值得驕傲的職業(yè)，要有很大耐心。”因為，“要改變一個孩子不是很容易的事”。她剛到坊樓中學時，全校只有3名教師。校長安排她上英語課。“其實我的英語是天知道。”老人仍不失幽默，“但沒有老師，我不教也不行。”第三年，學校增加到5個班，校長又讓她教5個班的政治。她說連教科書都沒有，怎么教？校長問：“你是共產(chǎn)黨員，不教政治？”結(jié)果就當上了政治老師。

　　當老師，她服從分配；做校長，她既做管理，也當老師，“哪個老師請假，我就要頂他的課”。她又甘當“學生”。退休前一年的10月7日，一些老師來聽她的公開課。聽課老師向她提了點課堂紀律方面的意見。課后她寫下感受：“我心里有些難過。紀律不好是事實。怎樣逐步改變這種情況呢？要多想，苦想，想出些辦法來（下課要喊起立，這是我忽略的事）。今早講四好班排、五好戰(zhàn)士條件，學生很注意聽并抄了下來。這是好現(xiàn)象。每周小結(jié)一下，誰符合五個條件，誰不夠，可能有促進作用。具體怎樣做和同學商量一下。”

　　愛心奶奶——

　　“希望吉榮來，幫我一塊把雜志送到社區(qū)，了結(jié)一點心愿”

　　甘祖昌逝世后，龔全珍走過了28年。28年中，她的腳步走遍蓮花縣城鄉(xiāng)，“龔奶奶”的名聲傳遍了蓮花縣城。

　　退休之初，龔全珍在家做過幾天“全職奶奶”。甘祖昌家族大，人口多，她把孫輩們聚在一起，開一個班，編組并任命組長，每天記錄孫輩們的學習情況。“今后要加強學習的自覺性，須采取幾條措施。”她寫道，“組長要負責維持秩序，對違反紀律的行動，暗示兩三次后點名提出；每次檢查作業(yè)，要求整潔準確，錯題要改。”

　　甘祖昌走后第四年，老人對女兒說：“公榮啊，我現(xiàn)在身體還可以，呆在這里什么不能做，很難受。我想去小學邊上的幸福院，幫幫老人和小孩。”女兒對媽媽說：“有4個女兒還進幸福院，外人怎么看？”老人脾氣還像當老師時一樣，自己決斷的事誰也阻擋不了。

　　那時，小學與幸福院之間沒有圍墻，學校聘請龔老為校外輔導員，很多小學生都喜歡跑到幸福院來玩。龔老把家庭困難的學生編成一個“幸福小組”，“幸福小組”里的小朋友都喊她“奶奶”。

　　1992年，一個叫彭艷峰的女孩，膽怯地走進了這個磁場強大的“幸福小組”，從此，改變了她的人生。

　　彭艷峰從小膽小、自卑，父母都是殘疾人，母親尹潤嬌在幸福院旁邊的福利企業(yè)紡織廠當工人。剛從鄉(xiāng)下來到城里的彭艷峰，見到生人都不敢說話。

　　當龔老將小彭艷峰攬入懷抱的那一刻起，小女孩突然閃出一個念頭：“她就是我奶奶！”

　　奶奶給孩子們講故事，鼓勵他們認真學習，夏天為他們打扇，冬天為他們織手套。彭艷峰母親的企業(yè)關(guān)了門，沒有了工作，奶奶說你會踩縫紉機啊，為什么不自己干呢？奶奶給了她母親500元錢“創(chuàng)業(yè)啟動資金”，讓她母親到商城里開店。從此，小彭艷峰的家境漸漸好起來。

　　母親自從做了生意，更忙了。小彭艷峰幾乎把幸福院當了自己的家，跟奶奶一起吃飯，一起睡覺。

　　彭艷峰讀大學時，母親得了急性白血病，情緒一落千丈，不肯去治。奶奶反復勸說，給了她母親4000塊治病錢。在奶奶的開導下，她母親變得堅強起來，成了縣里的“自強明星”。

　　5月14日，已是萍鄉(xiāng)市優(yōu)秀教師的彭艷峰，抱著剛滿兩個月的寶寶，拐進了青華巷。奶奶在她分娩后不久，幾次要來看寶寶。彭艷峰為了不讓奶奶辛苦，一直沒答應。去奶奶家之前，她還跟“姑姑”甘公榮約定，千萬不可以告訴奶奶。她要送給奶奶一個驚喜。

　　公榮電話里告訴彭艷峰，這天是雷打不動的老干部學習會，奶奶去聽課了，“等奶奶到家后你就來吧。”

　　上午11時許，彭艷峰敲開了“姑姑”家的門。當彭艷峰把兩個月的寶寶抱到老人面前時，老人竟開心得有些不知所措。她伸出雙手，幾乎是把寶寶托在胸前。那一刻，在場的人眼中都熱淚盈眶！

　　原想送給奶奶驚喜的，沒想到，小彭卻得到了更大的驚喜：老人從房間內(nèi)拿出兩套寶寶穿的新衣服來，送給了小彭。小彭后來說：“那一刻，我太感動了！”

　　5月26日，是甘艷梅38歲的生日。25日，媽媽對她說：“你生日的時候，除了感謝媽媽，還要特別感謝一個人，就是龔奶奶。”

　　1975年5月25日，甘艷梅媽媽臨產(chǎn)前得了子宮癲癇，情況危急。龔全珍打電話叫來救護車，在醫(yī)院守護一天一夜。26日，一個小生命來到人間，母女平安。這個小生命就是甘艷梅。

　　現(xiàn)在，甘艷梅擁有一家公司，是蓮花縣知名本土企業(yè)。“奶奶每次看到我，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要做個誠信商人。所以我經(jīng)營了10多年書店，從來沒有賣過盜版書。”甘艷梅說，正因如此，奶奶經(jīng)常到她書店買書刊。最初兩次，堅決不收奶奶的錢。后來發(fā)現(xiàn)，奶奶很長一段時間沒來了，去討問究竟。老人說：“你不收我的錢，我也不買你的書。”甘艷梅忙說：“收，收，奶奶，你還是到我店里來買吧。”

　　甘艷梅對記者說：“奶奶買這么多書，自己看了以后，都是送人的。送書最多的地方是武警消防、學校和‘龔全珍工作室’。”

　　記者在老人5月17日寫的日記上看到：“希望吉榮來，幫我一塊把雜志送到社區(qū)，了結(jié)一點心愿。”吉榮告訴記者：“媽媽每隔兩三天買一次書，每次都不少于20元，每次陪她買了雜志，她看完以后，就要我陪她去送書。媽媽要做的事，是一定要做的。不依她，她會不高興，說又沒用你的錢，是她的錢。”

　　謙謙學子——

　　“你不能剝奪我學習的權(quán)利。學習可提升我人生的質(zhì)量”

　　信仰使她保持本色，知識給她增添力量。

　　即便到了90歲，書本面前，她依然是個渴望知識的學生。吉榮家離姐姐家不遠。如果姐姐上井岡山講課，她就來陪母親。老人早上吃了降壓藥和早飯，就到廣場上散步。廣場邊上有幾家書攤、書店，龔全珍都是?？?。5月22日，老人走進“老郵電書店”，先買下幾本雜志，由吉榮提著，出門走不遠，又來到新華書店。

　　吉榮不久前陪母親到過新華書店，但沒有買到老人想要的莫言小說。這次，書店了卻了老人心愿。老人很高興，要吉榮把全套20本莫言文集買下。吉榮犯愁了，說：“媽媽，我手里有很多雜志，再拿上這20本書，太重，扶不了你走路了。先買10本好不好？下午我一定再把剩下的買上。”老人掏出700塊錢，先買走了10本。

　　下午，吉榮單獨到新華書店，買走剩下的半套莫言文集。

　　老人正在看長篇小說《蛙》，已經(jīng)看到第11頁。談起莫言，她說：“他是一個農(nóng)民作家，能當個作家好不容易，我學學他。我家鄉(xiāng)出個莫言很了不起，高爾基也沒讀幾年書，中國出了個像高爾基那么偉大的作家，咱們中國人臉上有光。”

　　在另一個房間，放著兩個特殊的紙盒箱，滿滿裝著數(shù)十本日記。公榮說，老人寫了幾十年日記，沒有停過。最新一篇日記是回憶甘祖昌的。

　　隨便翻閱日記，都能看到她對自己的批評和激勵——

　　“懶病又犯了，不然不應當隔半個多月沒寫日記了。做事不能始終如一，這是我的致命傷、大敵。這毛病非改不可。”

　　“我覺得很長時間沒寫日記了，今天寫信提筆忘字，使我感到再繼續(xù)下去，可能會變成文盲了。”

　　“上個星期忙了一陣，擠出了三篇表揚好人好事的文章。這個星期又松垮下來了。這個星期的精神過多地用于打毛衣上了，應當糾正。”

　　“歲月飛逝，檢討、悔恨都無用 ，只有從今天，從現(xiàn)在做起，先積累素材，著眼現(xiàn)實，一點一滴地寫。”

　　“歲月是如此匆匆而過，又隔了二十幾天沒寫日記了，留不住的歲月呀，決不能再讓它滑過去。”

　　…………

　　王慧敏在縣老干局局長任上，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除了元旦春節(jié)的1、2月，其他每月都要辦一期老干部學習班。因為學習班的日期固定的，所以不用給龔老打電話，老人都會參加，很少請假，有時比工作人員還到得早。有一次，王慧敏對老人說：“龔老師，您辛苦的話就不要來開會。”沒想到老人有些不樂意，說：“不能剝奪我學習的權(quán)利。學習可提升我人生的質(zhì)量。”

　　5月13日，吉榮接到姐姐電話，說明天要上井岡山講課，要她送媽媽去開學習會吧。第二天下起了雨，吉榮對老人說：“媽媽，今天下雨，不去了吧？”老人以命令的口氣說：“要去。打傘！”吉榮馬虎不得，奉命送學。4月14日，就因為沒有送學，媽媽竟然“走失了”。姐妹倆找了很久都沒找到，后來還是金城社區(qū)“龔全珍工作室”打來電話，才知道學習會結(jié)束后，老人直接去了“龔全珍工作室”，了解工作室工作開展情況。

　　吉榮說，老人現(xiàn)在正在寫甘祖昌。問及此事，老人笑著對記者說：“我最大的毛病，就是眼高手低。寫一段，又覺得不滿意。我腦子不行了，對自己沒有信心。希望在你們身上。你們朝氣蓬勃，筆桿子就是你們了。”

　　精神“行者”——

　　“爸爸去世以后，媽媽常說，一個共產(chǎn)黨員，做這么一點點事情，跟你爸爸相比，很慚愧”

　　女兒們常聽媽媽說的話是：“你爸爸是怎么做的”、“甘祖昌的后代、家屬，不能馬馬虎虎過日子”、“我覺得一個共產(chǎn)黨員，做這么一點點事情，跟你爸爸相比，很慚愧”。

　　“上午到新城大隊訪問了陳榮恩，他跟我談了兵工廠子彈廠的情況，在他家吃過午飯，他送我回家。一路上他說了幾遍：‘甘祖昌領(lǐng)頭修好漿山水庫，我們這個大隊才能把水引進來灌田，才能過上這么好的生活，還有枧下、屋場、沿背都是吃漿山水庫的飯，這件事要講幾百年。’這是出自內(nèi)心的欽佩。”

　　30多年前，龔全珍把群眾說給她聽的甘祖昌事跡，記在日記本上。丈夫去世后，許多地方請她去講甘祖昌，她婉拒過：“叫我來講甘祖昌，不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嗎？”后來她決定還是要講，多講。老人說：“講的目的是宣傳馬列主義，宣傳共產(chǎn)黨，宣傳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

　　2004年盛夏，蓮花縣老干部局局長王慧敏在街上撞見龔全珍。老人戴著一頂草帽，當時已過80歲，但腳步穩(wěn)健輕快。老人告訴她，鄉(xiāng)下某學校想請她去講傳統(tǒng)教育課，所以，剛從不遠的琴亭小學和鳧村小學調(diào)研回來。王慧敏說：“以后您不管到哪去，打個電話給老干局，局里派車子跟著您。”老人連連擺手：“不要麻煩，走一走也是鍛煉身體。”

　　原蓮花縣關(guān)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朱福海，是龔全珍的老部下：“龔老師是我們縣第一任關(guān)工委主任，我第一次看到她時，她衣服上是打了很多補丁。我很吃驚，她卻說：‘甘祖昌的衣服都是有補丁的，跟他比，我差遠了。’”朱福海說，關(guān)工委經(jīng)常請老人到鄉(xiāng)鎮(zhèn)、機關(guān)和學校作報告。接待單位招待她吃飯，她卻坐在一邊，啃起自帶的饅頭或面包。她說：“我牙齒不好，吃這個好。我喜歡吃。”但她背后卻是這樣對老朱說：“學校里教育經(jīng)費這么緊張，義務教育是不能收費的。搞這么多菜，吃不完多可惜啊。艱苦點不好？”

　　2013年5月23日，坊樓中學校長吳輝華說起一件事。2005年，他任下坊中學校長，為激勵青少年刻苦學習，學校請龔老講紅色革命故事。中午，學校燒了幾個菜招待她。老人說：“不必破費。你看，我?guī)Я损z頭。我簡單。”吳輝華告訴老人，反正是便餐，請她好歹吃一點。老人不便違拗，只夾了一點點菜。琴亭小學副校長賀景華說：“1995年，學校組織黨員到韶山學習。中飯時，你猜怎么著？龔奶奶不見了！我們就去找她，發(fā)現(xiàn)她躲到一個地方，正吃她帶來的飯！”賀景華感慨地說：“她是從飯里摳出錢來資助學生。”

　　2008年，汶川地震發(fā)生后不久，龔全珍三次來到老干局捐款，一共有5000元。公榮說，那一陣子，老人天天寫日記，惦著汶川。今年4月20日，老人寫下日記：“晚上，看電視報道四川雅安發(fā)生七級地震，一百多人被泥石流淹沒，人和房屋一剎那無蹤影，這災害真嚇人，好在地域沒擴大，救災人車物資源源不斷趕去了。黨中央也調(diào)出了救災隊伍，一切會好起來的。建議我們黨支部也該捐錢捐物支援災民，我相信全國人民在黨的領(lǐng)導下都會支援災區(qū)同胞的。”

　　次日，她又寫道：“雅安地區(qū)發(fā)生地震，遇難186人，萬余人房屋倒塌……中央對災區(qū)安排了解決辦法，我們支部會不會參加救助？不管多少，總是一點心意，假如很多人幫助，力量就更大，我們應該伸出援助的手，盡一分力，這是共產(chǎn)黨員應盡的義務。”

　　當人們都在為她支持尹潤嬌、彭艷峰母女倆的事跡而感動時，5月15日，老人卻把自己關(guān)進房間，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關(guān)于我和艷嬌（即潤嬌）的關(guān)系，別人以為是我?guī)椭＿@是天大的誤會。開始是我向她學習，我住進敬老院，早上到門口走走，看到艷嬌在打了霜的田里挖野菜。我問她挖野菜干什么。她說：養(yǎng)豬。她在附近一幢房子里做紡織工。我隨她到她家看看，她有一兒一女。她說，兒女在城廂小學上學，比南嶺的學校好，將來供他們上大學。女兒學習用心，有希望……我仔細看她走路，心中暗暗佩服：一個殘疾人都有供女兒上大學的雄心壯志。就跟她走進一個簡陋的家里，只有一間住房，豬欄在外面，搭了間草房。一只二十多斤的小豬在叫喚。她就叫女兒幫忙一塊舀豬食。她邊喂邊說：“一只豬不好養(yǎng)，兩只豬搶食吃，長得快。”我就說：“那就再買上一只。”她說：“沒有錢。”我說：“我可以借錢給你養(yǎng)豬。”說完就掏出口袋里的錢給她：“先拿上這點錢，過幾天發(fā)了工資我再補上一些。”

　　結(jié)語——

　　“我還要努力，還要學習，爭取做個優(yōu)秀的共產(chǎn)黨員”

　　雪萊說：“未來屬于自己。”

　　龔全珍說：“我還要努力，還要學習，爭取做個優(yōu)秀的共產(chǎn)黨員。”

　　烈士們走了，甘祖昌回到烈士們?yōu)⑾聼嵫耐恋厣?，帶領(lǐng)群眾戰(zhàn)勝一個個困難，實現(xiàn)了溫飽的夢想；

　　甘祖昌走了，龔全珍握住丈夫遞給她的接力棒，熱衷慈善，濟困扶貧，播撒愛國主義的種子，傳遞共產(chǎn)主義的信念。

　　信仰的力量在凝聚，精神的光輝在閃耀。彭艷峰說，曾經(jīng)想過要出去闖，不當老師，現(xiàn)在才深深感到，自己是那么適合做一名人民教師。人生的價值不是說賺了多少錢，而是為社會創(chuàng)造了多少價值。王慧敏說，她從龔老身上學到了“認真”二字。龔老每會必到，每學必記，教育她每辦一期老干部學習班，事前都要認真做好功課。甘艷梅說，受了奶奶影響，每年她都要帶領(lǐng)員工為特殊學校捐衣捐物，她還資助了一名殘疾人和一名困難家庭的孩子讀完了高中，兩人都考上了大學。但是這些“比起奶奶來，做得遠遠不夠”。更讓人欣慰的，龔全珍的四個女兒都在平凡的崗位上，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獻愛心，甘公榮還被授予全國勞動模范……

　　老人對未來充滿信心，她說，子孫后代的夢，就是她的夢想：“共產(chǎn)主義不是空話，也不是空洞的理論，幾年、幾十年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是不可能的，不能用達不到的要求去要求。咱們建設(shè)步伐更快一點，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這個信念有。多數(shù)人生活好，才是中國最大的福氣，子孫后代的福氣。”

　　她還說：“我歲數(shù)大了，不能夠到處去走走，但我能聽到、能感覺到，這也是福氣。”

　　采訪結(jié)束，我們告別龔老時，看著她的滿頭銀發(fā)，從心底涌上一句話：“祝龔老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