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趙忠賢在節(jié)目錄制現場
從1976年開始高臨界溫度超導體研究，半個世紀以來，他的名字始終與超導緊密相連。
作為開啟我國高溫超導研究的先驅之一，他最早在我國提出要探索高溫超導體，最早建議成立國家超導實驗室……為我國超導發(fā)展在落后50年的情況下，實現了從起步、追趕，到躋身世界前列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百余年超導研究史中，出現了兩次高溫超導重大突破，他及其合作者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即獨立發(fā)現液氮溫區(qū)高溫超導體和發(fā)現系列50K以上鐵基高溫超導體并創(chuàng)造55K紀錄。
在科學技術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的今天，高溫超導領域，他和他的團隊，不斷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推動中國高溫超導研究躋身到國際前列。
他說，“核心科學技術，只能靠自己干出來。要把個人志趣與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合作攻關，報效國家。”
他說，“我愿做鋪路石子，讓年輕的朋友大展宏圖。”
他是2016年度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家趙忠賢。
側記1：當超導老專家遇上編譯局老局長
這次參加《榜樣》節(jié)目錄制的嘉賓中有四位老人家，除了特邀嘉賓牛犇老先生和國測一大隊老隊員、中國最早參加珠峰測量的郁期青先生以外，就是原中央編譯局局長宋書聲老先生和超導專家趙忠賢院士了。
節(jié)目拍攝間隙，趙忠賢院士和宋書聲老先生坐在了一起。倆人一個側靠椅背若有所思，一個坐姿端正身板倍兒直。本以為兩位不同領域的老前輩會相顧無言，共同坐成一對安靜的美男子，不料卻出現了一段特別的對話:
“我讀過《反杜林論》。”趙院士說。
“這本書好，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也比較好讀……”宋老先生也回過頭來開始認真地交流。
相對于高溫超導這個高冷的科研課題，趙忠賢老院士本人給人的感覺則生動很多。
他性格詼諧耿直，時不時用他洪亮的大嗓門開啟“吐槽”模式，引得旁邊人哈哈大笑；他日常愛好廣泛，滑雪漂流無不嘗試，文學、攝影、博物館的文物以及中西方好聽的音樂都是他的興趣所在；他內心堅定而又柔軟，有科學家的嚴謹、嚴格與嚴肅，又總為學生想，惦記著年輕人的生活和未來發(fā)展。
在他“遺世獨立”般的面龐下，有暖，有希望，有燕子呢喃，有一樹一樹的花開。
圖為趙忠賢與宋書聲探討《反杜林論》
側記2：“科研就像打麻將”
節(jié)目錄制時，趙忠賢院士被問到：“您一輩子做了一件事，而且還是世界上99%的人都不懂的事。您是怎么堅持下來的？”老先生的吐槽模式被打開了。
“我覺得很多人不懂科研的樂趣，說科研是冷板凳，問我為什么可以堅持幾十年。你如果喜歡打麻將，你會覺得堅持不下去么？”老先生說道。
“科學研究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但是就像人們打麻將，只要有興趣，失敗了也還想打，何況我們也是經常和牌的，有小和有大和！”
在他的心里，科研的“板凳”并不總是冷的，盡管遇到很多困難，在研究過程中，越做也越有興趣，興趣很重要，你有癮了，非常愿意做它。同時在工作中有新的進展，也是鼓勵。堅持做某一事情有一個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產生認識上的升華。
在一次講話中，他提到自己是怎么對科學產生興趣的：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作為一個充滿幻想、精力充沛的中學生，參加學校物理小組的課外活動，看科普雜志，引導他喜歡了科學。他說：很多年之后，我才慢慢體會到了解科學是種享受，能獲新知、引發(fā)好奇、提升情趣。
他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他說，在那個年代很多同學愿意學理工，這是國家號召，也很時尚。熱門的專業(yè)有原子彈、半導體等等，“我記得中國科技大學的招生簡章的封面就是火箭。我想正是這一點，吸引了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同學報考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應該說是國家的召喚讓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選擇了科學技術。”
他說，將個人的興趣與生計結合起來，是最理想的選擇，而他恰巧很幸運。
側記3：我覺得安下心來做事很重要
和牛犇老先生聊天過程中，提到電影行業(yè)的有些“短平快”現象時，趙忠賢老先生的吐槽模式又打開了：
現在全國有這么多的科學技術人員，這么多的團隊。我認為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隊花十年的時間，或者二十年的時間，解決一個重要的科學問題，或者解決一個核心的技術問題，加起來那還得了嗎？
他說，不要急功近利，要設定一個長遠的目標。“現在這些年輕人基礎都很好，因為他們受的教育非常完整，設備都是世界一流的，經費充足。我覺得現在的條件非常好，關鍵是安下心來做事。”
他認為，“科學研究是一個水到渠成、水漲船高的過程。你有一批人找對了方向，踏踏實實堅持不懈努力，總會獲得有益于人類文明進步的發(fā)現”。只要我們大家都能夠安下心來，集中做事，而不是趕“潮流”去做同性質的、短平快、急功近利的事，我們國家科學技術會有更快更好的發(fā)展。
他說，“我這一輩子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探索超導體、開展超導機理研究。如果我們的社會，每個人都持之以恒做一件事，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側記4：“趙院士的科研黨課講得很好”
一次聊天時，趙忠賢院士聊起，“《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文版和英文版我都有，英文版的有的地方比中文版讀得更明了一些。”
助手董老師正坐在一旁，“趙院士的科研黨課講得很好。”
在7月19日中國科學院“講愛國奉獻，當時代先鋒”主題活動上，趙忠賢院士受邀為參會代表們講了一堂別開生面的黨課。
他講到老一輩科學家的愛國、奉獻、治學、修身，講到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后，受老前輩們的知識傳授和精神感召，逐漸將年幼時對科學的喜歡，轉化為從事科研工作的責任和使命感。
他說，老一輩科學家傳授的不僅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精神，在學習和實踐中他不斷地理解這些前輩名家的治學精髓，逐漸體會到，搞科學研究需要扎根，長期的堅持和積累就會在認識上有所升華，才會抓住機遇、厚積薄發(fā)。
他說自己四十年的堅守得益于穩(wěn)定的大環(huán)境，在老紅軍的精神和老一輩科學家愛國奉獻精神感召下成長，最安慰的事兒，就是“我奉獻了”。
他希望年輕的朋友們，能夠安下心來，集中做事，“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幾代師生耕造，實現中華科學生根”，也相信他們有志氣、有能力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貢獻。
圖為趙忠賢院士在中國科學院講課
側記5：為什么能一生做一事
“我有信念，對科學有興趣。”
和趙忠賢院士短短的接觸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信念”和“興趣”兩個詞。這兩個詞伴隨著他一生的選擇，也撐起了他幾十年的科研生涯。
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作為一個充滿幻想、精力充沛的中學生，他參加學校物理小組的課外活動，看科普雜志，漸漸喜歡了科學。
1959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聽名師的講課和報告，聆聽前輩講述科學技術與國家命運的關系，他開始感到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不僅僅是對科學的喜歡，而是有了責任和使命感。
1972年，中國科學院得到二十幾個出國學習名額，報了超導專業(yè)的他被選上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朝九晚十”的實驗工作，他樂此不疲，始終充滿著激情。與國際同行的接觸看到差距，讓他開始向高溫超導領域邁進。
百廢待興的中國，他回國帶領團隊自己搭建實驗設備，條件艱苦到在被窩里打老鼠，仍舊樂觀地認為，自己的相對劣勢沒有那么大。“超導材料探索相對于其他科學研究來講，不需要特別高級復雜的儀器，我愿意充分利用現有的條件去進行一個課題。”
幾十年的科高溫超導研究，他感受過一步之差被人捷足先登的遺憾可惜，也體會過國際競爭最激烈時抓住先機的快樂歡喜；經歷過“物理學界的搖滾音樂節(jié)”持續(xù)7個多小時的狂熱場面，也承受過因實驗樣品用原料雜質多成果被質疑的巨大壓力?；蚶渥宓嗜諒鸵蝗?，或功成名就榮譽加身。跌宕起伏之間，他興趣依然，信念始終，“初心”從未變過。
半個世紀以來，他始終帶著少年時對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做科研就像打麻將”，他說，在研究過程中，盡管遇到很多困難，有癮了，就會越做也越有興趣，非常愿意做它。就像麻將會和牌一樣，在工作中的每一分進展，也都是鼓勵”。
信念則更像料峭春寒時他心中的花開，他說，堅持做某一事情會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產生認識上的升華，在日復一日的科研中，他看到超導現象的迷人魅力，堅信相信超導還會有突破，更堅信自己的研究有重大的科學意義和應用價值，能夠給這個國家民族，給人類文明做出貢獻。
他說，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花錢買不來，只能立足于自己，要把個人志趣與國家命運結合在一起，咬牙攻關，知識報國。
（《同學》工作室 郝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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