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2014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fā)表講話：“‘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依法治國是我國憲法確定的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國，關鍵在于黨能不能堅持依法執(zhí)政，各級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

　　“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出自張居正《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張居正是明朝中后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在任內閣首輔十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他在經(jīng)濟上清丈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極大改善了政府的財政；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凌云翼、殷正茂等名將，邊境為之肅然；人事上整肅吏治，解決了官僚爭權奪勢、玩忽職守的腐敗之風。

　　為什么張居正的改革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功呢？除了政策的制定切中了大明的時弊、順應了歷史發(fā)展的洪流之外，一個關鍵性的要素在于張居正綜核名實，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考成法”。而《考成法》的提出和實施，正是以《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為標志和起點的。在這份奏疏中，張居正說：“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意思是說：“立法不是難事，難就難在讓法律得到良好的貫徹執(zhí)行；聽人勸告不是難事，難就難在真正聽得進去并且做出實際行動。”落實在具體政策上，就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內閣而后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六部和都察院對所屬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根據(jù)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zhí)行情況，違限者按例進行議處；最后內閣也按照賬簿的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這就在制度上保障了改革落措施真正能夠落到實處。以此為依據(jù)，張居正“信賞罰”，“持法嚴”，通過嚴格的層層督察與嚴密的考核考績，使各級政府一時形成了“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的清明政治局面，大小官吏辦事謹嚴，朝廷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一掃從前官吏辦事推諉、扯皮的現(xiàn)象，官員精神面貌為之一振。

　　站在今天的角度，“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對于我們至少有三點啟示。

　　第一，法規(guī)政策得到實施的前提條件，是要保證法為善法。所謂“善法”，不僅指出發(fā)點和內容是順應歷史發(fā)展潮流、于國于民有利的，還必須保證的一點，就是法規(guī)政策必需是務實的，關照到實際的情況，考慮到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具有良好的可執(zhí)行性。這也就是《商君書·壹言》中所說的：“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則不威。”法令政策的生命力在于執(zhí)行，所以在立法之初，就一定要考慮到它的可執(zhí)行性。

　　第二，法規(guī)政策要得到良好的實施，還要有制度作為保障。以萬歷新政而言，所以能夠得到很好的實施，是以“考成法”作為保障的。張居正以內閣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撫按官，再以兩司督察府州縣官，這就架構了完整的考成體系。在此考成體系之上，所有待辦的事件，無不克期而辦，必須做到事事有著落，件件有回音，而后以執(zhí)行的優(yōu)劣作為考核的標準。制度的保障，為“萬歷新政”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法律規(guī)則的良好落實還需要當政者以身作則，需要公平公正的態(tài)度。 為官者的一言一行都影響著民眾對法規(guī)政策的態(tài)度。管仲說：“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上不行法則民不從彼。”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官員自己帶頭不遵守法律，又怎么能要求民眾對法保持敬畏之心呢？公正同樣是法規(guī)暢行的基礎。《商君書·勒令》也說：“法平則吏無奸。”由此可見，執(zhí)法的公平公正是推行政策的必要條件。

　　“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說的是執(zhí)法中依法落實的重要性。推而廣之到每個人身上，其實也在告誡我們：萬事說來容易做來難，但事情只有做出來才是有意義的，這就愈發(fā)凸顯出腳踏實地的重要性。天下的道理說來說去就是那些，真正能將這些道理貫達到生活中的則少之又少。我們要想不斷進步，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就一定要把口頭的大道理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去，這個過程或許困難，或許痛苦，但收獲的將是全新的世界。

　　法律從出現(xiàn)的第一天起，就是為了被執(zhí)行；道理從被講出的那一刻起，就應該付諸行動。對國家，對集體，對個人，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