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yōu)秀青年代表座談會上，談到在實現(xiàn)中國夢的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想時引用的。習總書記說：“要牢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道理，始終保持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良好的道德品質、健康的生活情趣。”

中華書局出版的《國語》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出處，是《國語·周語》中的“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篇。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著作。一般認為此書的作者是春秋時期著名歷史學家左丘明。《國語》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記事，記事時間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戰(zhàn)國之交，前后約五百年。具體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句話，其上下文語境是這樣的：周敬王十年（前509），劉文公和萇弘想擴建、加固成周城（東周都城洛邑的東城，在今河南洛陽），因為周王室衰微，財力薄弱，就向晉國求助。晉國的執(zhí)政者魏獻子答應了劉文公與萇弘的請求，準備召集諸侯，商量修城的事情。這時，衛(wèi)國的彪傒恰巧來到周地，聽說這件事，就找到了周敬王的權臣單穆公，表達了反對意見。他引用了當時流行的諺語“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說一件事向好的方向發(fā)展，就像登山一樣，需要付出持久而艱苦的努力；但要是向壞的方向發(fā)展，那就像山崩一樣，局面很快就無法挽回了。夏朝、商朝如此，周朝恐怕也是這樣。如今看周朝的天下，自從幽王以來，已經(jīng)被敗壞得差不多了，這是天要周朝滅亡。如今要修城以延續(xù)周的氣數(shù)，這是逆天而動；不但對周朝的國祚無益，還很可能招致災禍。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句話的出處就是這樣。有些人可能會有疑惑：為什么彪傒會如此反對劉文公、萇弘等人修建成周呢？這就需要我們把彪傒的話放到修城一事的前因后果中去看了。這樣不但能明白彪傒說這句話的原因，也能使我們理解“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深意。

　　原來，劉文公、萇弘要修筑成周城，主要是為了防范周敬王同父異母的兄長王子朝。王子朝是周景王的庶長子，不僅有勇有謀，而且氣宇軒昂，有王者風范。和懦弱且風貌欠佳的嫡長子王子猛比起來，周景王更屬意于王子朝。他想立王子朝為太子，但大臣單旗等人竭力反對，認為太子廢立乃國之大事，王位傳嫡不傳賢。公元前520年夏，周景王下定決心，欲更立太子之位。但未及頒詔而暴病，景王自知必死，以大夫賓孟為顧命大臣，遺詔傳位于王子朝。周景王卒，大夫單旗、劉卷認為若立王子朝，他們必然失去權勢，于是派劍客刺殺了顧命大臣賓孟，立太子猛為王，是為周悼王。王子朝不服，發(fā)動政變，將周悼王殺死（一說周悼王是自己病死的），自立為王。單旗這一派大臣自然不能甘心。他們聯(lián)合晉國，擁立悼王的弟弟姬匄（gài）為王，這就是周敬王。雙方纏斗了四年之后，周敬王在晉國的幫助下獲勝，王子朝出逃楚國。王子朝出逃的時候，帶走了大量的圖書典籍，周文化也因此經(jīng)歷了一次巨大的浩劫，這就是歷史上的“王子朝之亂”。王子朝雖然逃走，但其羽翼仍在，又有楚國的支持，并且就住在距離都城成周很近的南陽，只要一有機會，就可以發(fā)兵攻打洛邑。為了防范王子朝，劉文公和萇弘才有了修筑成周城的想法。

　　明白了修城的前因后果，則彪傒反對修筑成周城一事，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彪傒看來，一個王朝的興起，需要數(shù)代有德之君的勤勉付出，所謂“從善如登”；但一個王朝的毀滅，則只需一兩個無德之君的放縱就夠了，所謂“從惡如崩”。周王朝的興起，從其先祖后稷開始，經(jīng)過十幾代的勵精圖治，才擁有天下；但從周幽王開始，驕奢淫逸，特別是他寵幸褒姒居然干出“烽火戲諸侯”的蠢事，已經(jīng)把周朝的祖德祖業(yè)敗壞得差不多了。如今面對群雄爭霸、周王室日益衰落的局勢，王子們以爭奪王位為己任，大臣們視廢立為兒戲，王室宗族骨肉相殘，朝廷上下血流成河，更是把周王室最后的一點尊嚴都丟光了。這樣的王朝，是不會得到上天的庇佑的。

　　彪傒的話沒人聽，成周還是如劉文公、萇弘所愿得到了擴建。不過這座城池、這道城墻，果然無法阻止周朝衰敗的命運。西周時期，天子是真正意義上的共主，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周幽王之后，禮崩樂壞，歷史進入春秋時期，各大諸侯國雖然不太把周天子當回事，但至少還保持著禮節(jié)上的尊重；到王子朝之亂后，周王室在諸侯面前顏面掃地，影響力呈斷崖式下跌，各大諸侯國就對周天子完全無視，歷史很快進入戰(zhàn)國時期，周朝名存實亡，也就剩下個名號了。

　　所以，彪傒的話，不是簡單對修筑城墻這件事的評論，而是表達了自己對周王室的不滿，以及對王朝興衰規(guī)律的觀察與把握；而“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這句話，更是非常形象地說明了從善之難、從惡之易，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歷史已經(jīng)證明，這句諺語乃是千古不滅的金玉之言。正面的，比如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就曾以“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勸誡群臣，自己也以此自勵，蕩滌官場，倡導新風，劉宋政權也因此而振作，開創(chuàng)了“元嘉之治”的局面。反面的，比如唐玄宗李隆基。他也曾重用賢臣，整頓吏治，重視生產(chǎn)，厲行節(jié)儉，經(jīng)過努力，唐朝在他的手中達到極盛；但到后期，他耽于享樂，任用奸佞，奢靡腐化，終于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fā)，葬送了自己一手開創(chuàng)的盛世局面，而其早年的功績與英名也頃刻付之東流。

　　為什么會“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呢？這與我們的人性有關。人是一種群體性動物，在群體生活中，那些有利于群體協(xié)作的特性往往會受到特別的贊賞，被賦予正面的道德價值，這就造就了人性中利他的一面。另一方面，作為個體，人又必須得到更多的資源才能更好地生存與發(fā)展，這就造成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人性的這兩面，造就了我們善與惡的兩種本性。在這兩種本性的交戰(zhàn)中，客觀地說，前者常常是處于劣勢的。CS路易斯的《魔鬼家書》中說：“通往地獄的那路其實并不陡峭——它坡度緩和，地面平坦，沒有急轉彎，沒有里程碑，也沒有路標”，就是這個意思。

　　那么，怎樣提升我們的道德感，讓我們變得更好呢？克里斯蒂安·米勒在《人性的差距：我們有多善良》一書中，指出了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好的三種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

　　第一種是道德提醒。這既包括來自他人的提醒，也包括自我提醒。前者比如來自良師諍友的時時提點；后者比如放置案頭，時時自我警醒的座右銘。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人們其實是知道何者為正確，何者為錯誤的，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又常常會將它們忘記或忽視。道德提醒可以時時提點我們，讓我們不要墮落。我們被提醒的次數(shù)越多，在下一次做事的時候，就更容易分辨對錯。

　　第二種是行為榜樣。榜樣可以讓我們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還能給我們提供智慧和建議。王陽明是個好例子。當他在龍場處于人生絕境之際，就是用問“圣人處此，亦復如何”來幫助自己度過困境，開啟了全新的人生境界。當我們面臨抉擇之際，一般來說，只要問一句：“榜樣如果是我，他會怎么辦呢？”你就能知道正確的選擇是什么了。這不是雞湯，而是來自于嚴肅的心理學實驗。榜樣確實會激勵我們做出改變，變成更好的人。

　　第三種是進行自我意識教育。幾十年來，心理學家發(fā)現(xiàn)，當遇到緊急情況時，比如有人發(fā)生意外事故，周圍的人如果不幫忙，我們也不大可能出手相助。原因就是我們很害怕在陌生人面前出丑。米勒說，害怕出丑，不僅僅是人們在青少年時期留下的習慣，也是妨礙人們幫助別人的一塊絆腳石，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自覺地進行自我意識教育，讓自己成為在緊急情況下挺身而出的那一個，就可以帶動更多的人走上向善之路。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