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擔當:他為了信念,陪戰(zhàn)友舍身奔赴革命前線;一個承諾:他數十載不氣餒,查清58個犧牲戰(zhàn)友的下落;一份責任,他筆耕不輟,用文字傳承紅色基因……他是“全國模范退役軍人”熊子勛。
一桿槍:毅然奔赴前線
微顫的手,拿起放大鏡,翻開那本泛黃的《黎明的鐘聲》,熊子勛的思緒又回到了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
“我15歲參加了八路軍,流過血,受過傷。”因戰(zhàn)亂,出生于山東省蒙陰縣的熊子勛小時候流浪了五六年,“仗打得越多,我和戰(zhàn)友心中也就越清楚為了什么而戰(zhàn)了:不僅要自己吃飽肚子,還得讓更多人過上好日子。”
1948年,21歲的熊子勛隨劉鄧大軍南下參加完解放谷城縣戰(zhàn)斗后,留在了谷城縣公安局工作。然而,不久后的一場暴亂,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熊子勛回憶,1949年3月23日深夜,躲藏在谷城縣西南深山的國民黨殘部、土匪,在該縣紫金區(qū)(現為鎮(zhèn))沈家埡子發(fā)動武裝暴亂,殺害了當時的紫金區(qū)區(qū)長和不少干部群眾,掠走大量物資。
暴亂發(fā)生后,谷城縣獨立營第3連前去剿匪,但在紫金區(qū)茶園溝遭到匪徒伏擊與圍攻,全連下落不明。由于熊子勛有豐富的作戰(zhàn)經驗,谷城縣委任命他擔任紫金區(qū)區(qū)長,率領部隊再次進山剿匪,并尋找3連下落。
“3連戰(zhàn)友中,有和我一起乞討謀生、一同參軍、一同南下的3個老鄉(xiāng)。”熊子勛說,可他帶著隊伍走進茶園溝時,不禁兩腿一軟,跪倒在地上:荒草中到處散落著解放軍戰(zhàn)士被炸破、被撕碎的衣襪,樹葉上染著鮮血……這里曾發(fā)生過慘烈的戰(zhàn)斗,戰(zhàn)友兇多吉少。
悲憤中,熊子勛帶著隊伍戰(zhàn)斗數月,谷城西南山區(qū)終得解放???連戰(zhàn)士的犧牲卻如刀刻般深印在熊子勛心里:“那是我的‘戰(zhàn)區(qū)’,我是區(qū)長,他們的犧牲是我的責任。”
望著茫茫大山,熊子勛暗立誓言:“一定要找到這些戰(zhàn)友的下落!”
硝煙散去。誰曾想,這一諾,他用了一輩子的時間去兌現。
一根杖:尋訪犧牲戰(zhàn)友
在熊子勛的家里還保留著當年進山尋訪時的裝備——滿是褶皺的皮包和被磨得光溜溜的木棍。
1951年,組織上調熊子勛到省城武漢工作,“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生活,熊子勛過得并不舒坦。“這樣的好生活,戰(zhàn)友們卻犧牲了,尸骨都沒找到啊。”幾個月后,他主動申請回到谷城,利用工作之余,尋找戰(zhàn)友下落。
要查清下落,首先得找到那場戰(zhàn)斗的人員名單。熊子勛輾轉沈陽、湖南多地,花了近半年的時間,終于在四川尋到一位相關人員,找到了谷城獨立營3連的人員名單?;氐焦瘸呛?,他立即將名單上報縣政府,并根據名冊,以當年區(qū)長的名義,給70多位戰(zhàn)友的家里寫信,收到58封回信。從此,熊子勛便把尋找這58位戰(zhàn)友,作為一生的使命。
為此,他多次深入谷城西南山區(qū),搜集那次戰(zhàn)斗的資料,比如救助過解放軍傷員的,親眼見過或聽上輩人講過解放軍犧牲情形的村民,之后再根據各方資料和現場確認,弄清楚遺骸所對應的戰(zhàn)友姓名。
“每次進山,用布包背上幾個干饃饃,帶上草帽、拐杖就出發(fā)了。少則兩三天,多則半個月,住山洞、喝河水,雙手磨出厚厚的繭子,磨破多少雙膠鞋和衣服。”熊子勛的兒子熊安明拿起那根光溜溜的木棍回憶說,尋了多久,這木棍就跟了老人多久。
“有一次在進山尋訪路上突遭泥石流,雖然撿回一條命,但為此一只眼睛受傷失明……”熊安明說,時間流逝,疾病和衰老讓父親深顯疲憊,看不清、聽不清、也記不太清了,“他曾兩次立下遺囑,零碎的記憶里說的仍是戰(zhàn)友的事。”
就這樣,數十年來,58位戰(zhàn)友的犧牲經過、掩埋地被他陸續(xù)查清。
一支筆:傳承紅色基因
“父親平時省吃儉用,把錢用在尋訪路上和資助犧牲戰(zhàn)友家屬。”熊安明說,身患重病的他不愿花公費治療,12萬元的心臟支架手術他不做,控制病情的貴重藥物他舍不得吃。
“兄弟們都犧牲了,我要是享樂,我沒臉面對他們!”熊子勛說。
為紀念戰(zhàn)友,熊子勛開始寫書。從1979年至2003年,他數易其稿,終于完成了50多萬字的初稿。2008年7月,30余萬字的《黎明的鐘聲》正式出版,同時也完成了58位戰(zhàn)友的追烈工作。
“希望年輕一代記住歷史,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1990年,熊子勛離休后被谷城縣實驗中學等多所中小學聘為校外輔導員,他還聯系5名離退休干部成立“義務宣講團”,義務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傳承紅色基因。
“熊老還主動擔任學校圖書協管員,捐贈積攢多年的書籍,還自費訂報紙、雜志供青少年閱讀。”谷城縣城關鎮(zhèn)中心學校校長郭世周說。
離休后的20多年里,熊子勛頂著疾病困擾,堅持為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革命傳統教育60余場次,進行有關政策宣傳50多場次。
“現在講不動了,但歷史就在這書里,會一直傳下去。”熊子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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