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小小的糖丸，承載的是很多人童年里的甜蜜記憶。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粒糖丸里包裹著的，是一位“糖丸爺爺”為抗擊脊髓灰質炎而無私奉獻的艱辛故事。

　　2000年，“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報告簽字儀式”在原衛(wèi)生部舉行，已經(jīng)74歲的顧方舟（見上圖，新華社發(fā)）作為代表，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當顧方舟1957年開始脊髓灰質炎研究時，他未曾想到這件事將成為自己一生的事業(yè)。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這位病毒學家、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原院校長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國家榮譽稱號。

　　疫病暴發(fā)之際，他與死神爭分奪秒

　　時間回到1955年。

　　脊髓灰質炎在江蘇南通暴發(fā)：全市1680人突然癱瘓，其中大多為兒童。病毒隨后迅速蔓延到青島、上海、南寧等地。據(jù)顧方舟夫人李以莞回憶，疾病暴發(fā)之初，有家長背著孩子跑來找顧方舟，顧方舟卻只能說自己沒有辦法，治不了……

　　這件事一直影響著顧方舟。我國當時每年有一兩千萬新生兒，他知道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的未來。

　　當時，國際上存在“死”“活”疫苗兩種技術路線。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院校長王辰說，當時的情況下，考慮個人的得失，選擇死疫苗最穩(wěn)妥，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死疫苗是比較成熟的路線，但要打三針，每針幾十塊錢，過一段時間還要補打第四針。要讓中國新生兒都能安全注射疫苗，還需要培養(yǎng)專業(yè)的隊伍，以當時的國力并非易事。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因為剛剛發(fā)明，藥效如何、不良反應有多大，都是未知之數(shù)。

　　深思熟慮后，顧方舟認定，在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只能走活疫苗路線。一支脊灰活疫苗研究協(xié)作組隨后成立，由顧方舟擔任組長。

　　面對未知風險，他用自己的孩子試藥

　　顧方舟團隊在昆明建立了醫(yī)學生物學研究所，與死神爭分奪秒。就這樣，一個護佑中國千萬兒童生命健康的疫苗實驗室從昆明遠郊的山洞起家了。

　　顧方舟自己帶人挖洞、建房，實驗室拔地而起。疫苗三期試驗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數(shù)人身上檢驗效果，這就意味著受試者要面臨未知的風險。

　　顧方舟和同事們毫不猶豫地做出自己先試用疫苗的決定。顧方舟義無反顧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吉兇未卜的一周過去后，他的生命體征平穩(wěn)，沒有出現(xiàn)任何異常。

　　但這一結果并未讓他放松——成人大多對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須證明這疫苗對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誰的孩子試驗？誰又愿意把孩子給顧方舟做試驗？

　　顧方舟毅然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瞞著妻子，給剛滿月的兒子喂下了疫苗！“我不讓我的孩子喝，讓人家的孩子喝，沒有這個道理。”李以莞得知兒子服用了疫苗后，顧方舟這樣對妻子說。

　　實驗室一些研究人員做出了同樣的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參加了這次試驗。經(jīng)歷了漫長而煎熬的一個月，孩子們生命體征正常，這一期臨床試驗順利通過。

　　他成為孩子們口中的“糖丸爺爺”

　　1960年底，首批500萬人份疫苗在全國11個城市推廣開來。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紛紛削減。

　　面對逐漸好轉的疫情，顧方舟沒有大意，他意識到疫苗的儲藏條件對不少地區(qū)難度不小，同時服用也是個問題。經(jīng)過反復探索實驗，陪伴了幾代中國人的糖丸疫苗誕生了：把疫苗做成糖丸。

　　1990年，全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規(guī)劃開始實施，此后幾年病例數(shù)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發(fā)現(xiàn)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未發(fā)現(xiàn)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質炎病例。

　　2019年1月2日，顧方舟在北京逝世。他走后，人們試圖在兒時記憶里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紛紛留言“謝謝您，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時候最甜的回憶”……

　　有人說，顧方舟是比院士還“院士”的科學家，而他卻謙遜地說：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顆小小的糖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