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對象：林璧符，1942年7月生，福建德化人。1985年10月起，先后任福州市委政研室副科長、科長、副主任、主任，2002年7月任福州市委辦公廳調研員。2003年1月退休。

　　采訪組：邱然 黃珊 陳思

　　采訪日期：2017年6月5日

　　采訪地點：福州市林璧符家中

　　采訪組：林璧符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期間，您一直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請您從與他相識之初講起吧。

　　林璧符：習書記從寧德到福州來，我記得是1990年4月。聽說寧德那邊還有一些工作沒有移交完，他回了寧德幾天。過了五一勞動節(jié)，他正式到福州上班。

　　習書記正式上班的第二天，就到市委政策研究室看望大家。當時我是農村科科長。我和習書記第一次見面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性格隨和，待人親切和藹，很自然地和政研室的同志們聊天。看到我的時候，他問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齡，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說：“你比我大11歲，我得叫你老林。”上級稱我為“老林”，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

　　從那天起，我在習書記領導下工作了6年時間，每次見面打招呼，他都叫我“老林”。我覺得這是很親近、很尊重的稱呼。我是一名普通干部，出身貧寒，從農村參軍到的部隊，退伍到了機關，沒有上過大學。習書記從來沒有低看我，待我很親切又很真誠，增強了我的自信心。那時候，我就想：“就沖著習書記對我的這份尊重，我也得加倍把工作做好。”這就是我認識習書記最初的感受。我是這么想的，也是努力這么做的。在習書記領導下工作的那幾年，是我進步最快的幾年，也是工作量最大、最有成就感、干得最順心的幾年。習書記的言傳身教讓我一生受益。

　　近年來我寫了回憶習書記在福州工作期間的三篇文章：《高站位大視野制定福州城市發(fā)展戰(zhàn)略》《為有源頭活水來——習近平重視福州城市科學研究》《福州建設現代化國際城市的回眸與憧憬》。說心里話，20多年來，我對習書記的人品和才華是由衷地欽佩和敬重。

　　采訪組：請您具體講講習近平同志當時在工作上都給了您哪些啟發(fā)和指導？

　　林璧符：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紀律建設，把守紀律講規(guī)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其實，他在福州工作的時候，就已經反復強調這個問題了。第一次講是在他到福州工作的第三天下午，市委辦公廳召開的本系統(tǒng)干部員工與領導見面會上，習書記就明確要求大家講規(guī)矩、守紀律。他說：“做事必須要有規(guī)矩，工作上的任何事都要按規(guī)矩辦。”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平時嚴要求、嚴管理，形成“有令則行、有禁則止”的好風氣，自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對于個別利用職務之便以權謀私的，無論是誰都給予嚴肅處置，絕不遷就姑息。對此，我們記憶猶新，從來不敢懈怠。

　　那次見面會，習書記給我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他記憶力超強。他當時對應名單點了幾十位干部的名，過后見面竟然都能叫得出名字，記得特別清楚。

　　很多事情，他都記得很清晰。每次出國招商引資都要會見許多華僑華人，何時、何地、參加對象、雙方談話內容，他都能講得清清楚楚，隔多長時間都不會忘。他平時工作很忙，習慣利用開會時間批閱大量文件資料。有時候十幾個部門的負責人來匯報，一個一個講，他一邊聽匯報一邊看文件資料，我覺得他似乎沒有在認真聽。但等大家匯報完了，他歸納起來一講，頭頭是道，條理清晰，針對性還特別強。因此，我發(fā)現他獲取信息的能力是驚人的，他能一邊聽一邊看，同時還能一邊記憶一邊思考。讓我感到很驚奇的還有，他能把具體數據都記得牢牢的，還能歸納、分析出來。有一次，統(tǒng)計局一位負責同志匯報季度綜合指標，涉及了很多方面，有一大串數據。習書記聽完以后就問：“你剛講的某個地方和某個地方的數字有錯吧？怎么比上次匯報的還少？”那位同志一查，果然是搞錯了。習書記記憶力超群，這可能是他的天賦，是我們一般人學不來的；但他做事非常用心，用心思考、用心去做、用心去記，這是我們可以學的而且也應該學的。受他的啟發(fā)，我的笨辦法是“天資不夠，勤快來湊”：反復地想、反復地記，多做筆記。

　　習書記十分重視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把政策研究室當作市委領導的參謀部、智囊團，要求多出精品，為領導決策咨詢提供服務。他常對我們講：“調查研究要深入基層，摸實情、說實話、辦實事。”那時福州市轄五區(qū)八縣（市），交通很不發(fā)達，我們下鄉(xiāng)走山路是家常便飯。

　　習書記的工作作風十分扎實。1994年，他有一次帶我和市委辦一位同事去黎明村調研總結農村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典型。習書記對調查研究很在行，調研提綱全面、有條理，針對性強。他還善于與群眾交流互動，受訪者發(fā)言踴躍，我們就邊聽邊記。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很注重“以文化人”。他主政福州6年，做了不少“以文化人”的工作。請您講講他關心指導過哪些書籍的編寫？

　　林璧符：據我所知，習書記在福州親自主持指導編輯出版的書至少有13本。首先要提的是兩本實用工具書。習書記常說：“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針對老百姓辦事難，不知道該找哪個部門的問題，習書記讓我們編了《福州市辦事指南》和《福州市民辦事指南》，前者為企業(yè)、外商辦事服務，23萬字；后者為市民辦事服務，18萬字。習書記都親自給這兩本書作了序。書里面詳細介紹了辦各種事的方法、程序等等，每一條文都是各相關單位依法依規(guī)嚴格審定后提供的，因此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企業(yè)和市民。這樣就可以少跑很多冤枉路，同時便于群眾監(jiān)督，糾正不正之風。

　　再就是編輯出版年度工作思路，從1991年起至1996年，每年一本，共6本，均由習書記擔任總編審，并作序。開展年度工作思路調研是習書記科學決策的創(chuàng)新舉措。

　　在《福州’92工作思路》序中，習書記寫道：“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陡Ｖ?rsquo;92工作思路》是最近市委開展‘萬人答卷、千人調研、百人論證’活動的結晶。這是我市繼1991工作思路調研活動之后的又一項大型調查研究活動，市級老領導和市委常委、副市長、市直各部門負責人深入到基層，召開座談會、論證會，參加人數達6000多人；近3萬名福州市民踴躍參加了《福州’92工作思路》的問卷評選，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本書匯編了福州市1992年工作思路，市委、市政府1992年繼續(xù)為城鄉(xiāng)人民辦20件實事，市直20個部委辦1992年工作思路等29篇文章。我們匯編《福州’92工作思路》公之于眾，目的就是讓廣大干部群眾了解1992年工作指導思想和工作重點，激發(fā)他們的責任感和參與意識，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識，齊心協(xié)力地把我市的兩個文明建設推向一個新高度。同時，它是市委貫徹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實際步驟，也是各部門領導干部制定責任狀的依據。”

　　在《福州’96工作思路》序中，習書記寫道：“前幾年在閩東工作期間，我感到貧困并不可怕，最讓人擔心的是‘思路貧困’。這是因為，對于一個地區(qū)或部門領導來說，盡管各項工作千頭萬緒都需要抓、需要管，但其最根本的責任是出主意、用干部。所謂‘出主意’就是要善于拿出指導本地區(qū)、本部門建設和發(fā)展的科學工作思路。有了正確的工作思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怎樣去理出科學的工作思路呢？最根本的是要搞好調查研究，這是領導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編輯出版《世界福州十邑鄉(xiāng)人創(chuàng)業(yè)史》的過程。福州十邑正式定名是在清朝，當時設立的福州府下轄十個縣。迄今，散居在海外的十邑鄉(xiāng)親有250余萬。該書為紀實性的大型史志圖書，可以稱得上是招商引資、海外鄉(xiāng)親的聯絡圖，非常重要，但資料搜集和核實十分艱難。習書記親自擔任主編。本書從1993年初開始組成編輯部，多方收集資料，組織采寫編撰，完成初稿后廣泛征求海內外鄉(xiāng)親、專家學者和同鄉(xiāng)社團意見，反復核實、修訂文稿，先后召開十余次編審會議，習書記親自聽匯報、指導，還多次作批示。屢經增刪，數審定稿，全書30余萬字，圖文并茂，由香港經濟導報社出版發(fā)行，趕在1994年金秋世界福州十邑第三屆同鄉(xiāng)大會之際，獻給海內外福州鄉(xiāng)親。習書記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盛世修史，惠澤千秋。本書作為一本紀實性著作，要把上下千百年、跨越海內外的福州十邑鄉(xiāng)親的輝煌業(yè)績匯編成冊，這無疑是一個艱巨而大膽的嘗試。本人有幸主持本書的編撰工作，深感責任之重大。”

　　此外，習書記還指導編寫過《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論文集》《福州奇觀》，主編《福州市經濟社會20年發(fā)展戰(zhàn)略構想》《福州改革開放14年》等書籍。他親自籌劃和審定這些書籍，并為之一一作序，付出了很多心血。

　　采訪組：聽說習近平同志還為一本科普讀物《榕樹與榕樹盆景》作過跋。請您具體談談。

　　林璧符：1994年，福州市園林局工程師林焰寫了一本有關榕樹的書——《榕樹與榕樹盆景》。書稿呈送習書記并請他作跋，習書記欣然命筆。1996年該書正式出版，習書記又在那本書的書名頁上親筆簽名，送給作者留存紀念。跋的標題為：“讓榕樹造福榕城”。

　　在跋中，習書記寫道：“榕樹是福州的市樹，千百年來與福州的發(fā)展歷史緊密相連。它枝繁葉茂，蒼勁挺拔，蔭澤后人，造福一方，在調節(jié)氣候、綠化環(huán)境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多么貧瘠的土地，乃至亂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盤根錯節(jié)，傲首云天，象征著不屈不撓的福州人精神。感謝福州市園林局的林焰同志，悉心鉆研，為我們獻上了這本書。它既是一部系統(tǒng)研究榕樹的專著，從榕樹的栽培歷史、自然習性、環(huán)境功能到其繁殖栽培、藝術造型、保護等都做了比較深入的探究，又是一本向市民群眾普及‘市樹’知識的通俗讀物，告訴大家應該怎樣知榕、愛榕并身體力行地植榕?，F代化的城市需要綠來點綴。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推動我市植樹綠化和城市管理再上新水平，并以此把榕樹文化發(fā)揚起來。”

　　福州別稱“榕城”。自從來到福州以后，習書記非常關注榕樹，他看了很多有關福州榕樹的讀物，對榕樹非常了解。他一直倡導大家知榕、愛榕、護榕，并且他自己也身體力行。1990年6月，習書記到福州平潭縣調研，看到島上生態(tài)環(huán)境不盡如人意，綠化樹種單調，除了相思樹就是木麻黃，樹齡僅數十年就得更新。島上秋冬季風沙很大，影響居民生產生活。習書記指示要多樹種綠化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他還親自動手在縣林業(yè)局院內栽種一株榕樹。如今那棵榕樹已經長成高約20米、冠幅約26米的參天大樹，樹姿雄偉挺拔，枝繁葉茂，庇蔭一方清涼天地。在習書記引領下，平潭島上現在已有不少榕樹，到處郁郁蔥蔥，生態(tài)環(huán)境顯著優(yōu)化。

　　1998年1月，習近平同志實地考察了位于福州市肅威路裴仙宮院內的“榕城第一古榕”。該樹為唐代榕樹遺存，樹高超過30米，主干胸圍接近16米，樹齡1000多年，被列為福州市一級保護古樹。樹旁立有“榕城第一古榕”大理石碑，碑文為福建省政協(xié)原主席伍洪祥手題。古榕所在地裴仙宮道長為古榕管護責任人。據現任道長陳錦豐回憶，習書記來考察時對古榕看得很認真，問得很仔細。他叮囑老道長陳燊官說：“你是第一古榕領養(yǎng)人，要像愛護生命一樣養(yǎng)護好活文物；遇有異常情況，要隨時向園林管理部門報告。”他還與老道長合影留念。

　　知榕、愛榕、護榕、親手植榕、為榕樹專著作跋，習書記造福榕城百姓的深厚情懷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習書記還為文物專家曾意丹所著的《福州古厝》作過序。“古厝”為福州方言，指所有地面古建筑物與構筑物。習書記為該書作序，全文千余字，聲情并茂，體現了“以文化人”的理念。他寫道：“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領導者，既要重視經濟的發(fā)展，又要重視生態(tài)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的保護。發(fā)展經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保護好古建筑，保護好傳統(tǒng)街區(qū)，保護好文物，保護好名城，同樣也是領導者的重要責任，二者同等重要。”

　　“我曾有幸主持過福州這座美麗古城的工作，曾為保護名城做了一些工作，保護了一批名人故居、傳統(tǒng)街區(qū)，加強了文物管理機構，增加文物保護的財政投入。衷心希望我的后任和全省各個歷史文化名城的領導者比我做得更好一些。”

　　“保護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傳統(tǒng)風貌和個性?，F在許多城市在開發(fā)建設中，毀掉許多古建筑，搬來許多洋建筑，城市逐漸失去個性。在城市建設開發(fā)時，應注意吸收傳統(tǒng)建筑的語言，這有利于保持城市的個性。”

　　“《福州古厝》一書，林林總總，介紹福州城鄉(xiāng)許多功能各異的古建筑，它將讓人們了解名城的魅力，相信讀者會從中受益的。”

　　采訪組：請您具體講講習近平同志當時如何領導和支持福州城市科學研究會開展工作的。

　　林璧符：習書記非常重視福州城市科學研究會（簡稱城科會）的工作。通過抓研究，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這是他在福州市的一項具有開拓性的工作。我們原來的城科會是掛在市建委下面的，習書記認為這個部門非常重要，應該歸到市委來管。他把這個研究會的定位提得很高，明確指出：“城科會既是研究我市城市科學非常重要的學術團體，也是研究城市開發(fā)、規(guī)劃、建設和管理的咨詢機構；城科會的主要任務，首先是當好市委、市政府領導的參謀，起咨詢參謀作用。”他還說：“城市科學是為城市發(fā)展提供決策支持的一種軟科學，但目前仍有部分同志對軟科學認識不足，一般都重視看得見、摸得著的硬東西，看不到軟科學的巨大價值。加強城市科學研究，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可以說是花小錢辦大事、少花錢多辦事的明智之舉。借助眾人的頭腦，把具有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層次的專家謀士集中在一起共同研究，彌補領導者個人才智、經驗和精力不足，避免盲目決策，減少事到臨頭拍板出現失誤。”習書記高瞻遠矚，闡明了城市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城科會工作的科學定位，以此統(tǒng)一大家思想認識。

　　習書記讓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城科會攏在一起做工作，這樣，請省里、市里和大專院校的專家來開會、參加研討、征求意見，也就更方便了。政研室是直接為市委領導服務的，城科會和政研室攏在一起，專家的建議可以直接傳遞給市委領導，這個管道很暢通。

　　習書記親自擔任城科會的理事長，不僅解決了城科會掛靠問題，還給城科會兩個正式編制，經費列入財政預算，城科會每年如果出書的資金不夠，還可以再打報告。城科會在習書記支持下，快速發(fā)展起來，學術委員和會員達到幾百人，分成了幾個學術組，研究方向也很明確。

　　習書記注重抓城科會的研究方向。他親自提出研究題目，決定召集哪些專家來開學術研討會。通常，習書記先聽專家的發(fā)言，最后由他來講，由他自己和政研室來寫文章。在他的支持下，城科會的學術氛圍很濃厚。

　　在習書記的帶領下，城科會不只是“做文章”，還切實為城市發(fā)展的科學決策提供服務。我們的學術委員和會員們寫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很多寶貴建議，習書記都會及時看、及時批示，并且注重抓落實和督辦。

　　這樣一來，專家學者都很受鼓舞。有一位建委的退休高級工程師擔任城科會副理事長，他在自己的文章發(fā)表后第二天，就看到了習書記對他文章的批示，高興得不得了。他的成果受到領導重視，得到了應用，他就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價值，就更加用心工作了。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我去看他，他還對我提起習書記的批示。他說：“我們做研究要到各個地方調查走訪，要做大量的樣本采集，一項研究工作做下來，很辛苦，就怕領導不當回事。習書記這么重視，我們的研究就能發(fā)揮應有的價值了。所以，我還想對解決福州交通堵塞問題再提幾點建議！”

　　習書記很關心城科會的學者。例如，原政研室主任兼城科會副理事長陳允樹，一貫做事勤奮、作風嚴謹，為政研室、城科會全面工作以及協(xié)調編纂《福州百科全書》《世界福州十邑鄉(xiāng)人創(chuàng)業(yè)史》等一系列書籍傾注了大量心血。退休之時，習書記找他談話，了解到他從未走出國門。他退休幾個月后，“國際大城市發(fā)展論壇”在日本東京舉行，這次活動本來是邀請習書記去參加的，習書記卻把這個名額讓給陳允樹同志，派他代表自己出席。對此，陳允樹同志十分感動，回國后，他把所有參會紀念品，包括一部日本照相機，都上交給城科會。

　　平時，我經常聽一些老同事議論說“習書記很重感情”，并且都有實實在在的例子。在習書記眼里，從來沒有“人走茶涼”一說，無論是快退休的，還是已經退休的，或者離退休很多年的老同志，習書記都是一樣關心，一樣照顧。例如成仞千等幾位市委老領導，有的早已離開工作崗位十幾年，習書記到福州工作第一天就一一登門拜訪。在福州工作幾年，習書記每年春節(jié)都登門問候老領導，還創(chuàng)立了“老干部季談會”制度。老領導在市委辦公廳離退休黨支部學習會上談起這些，個個都興奮不已。

　　習書記善于抓住城市發(fā)展宏觀問題，適時給城科會出題目、交任務，與研究工作者互動，引領課題研究深化、細化。每一年，城科會都有很多研究成果進入市委領導的決策圈，對城市發(fā)展的科學決策起到了參謀和咨詢的作用，對很多部門的具體工作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

　　在1991年1月城科會換屆大會上，習書記在講話中強調，城科會要圍繞市委、市政府關心重視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寫出一些有分量的材料，提供決策依據，并從定性逐步走向定量。他在講話中提出了城科會要著重研究的重點課題，包括城市經濟與建設問題、城市人口與小城鎮(zhèn)規(guī)劃建設問題、發(fā)展房地產業(yè)問題、城市生態(tài)與環(huán)境保護問題、名城保護與旅游開發(fā)問題、城市管理與立法問題、城市用地管理問題、城市道路交通問題、城市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等。習書記對這些問題逐一提出具體要求，給大家指明了研究方向。

　　1991年4月23日，習書記在關于召開舊城改造研討會的通知上批示：“告璧符同志，26日會議我不參加，請將有益的建議整理告我。”研討會后，習書記發(fā)表了《加強城市科學研究，指導福州舊城改造》的署名文章，刊載在《福州城市科學》第3期上。市委、市政府根據這篇文章的思路，出臺了《關于加快福州市市區(qū)舊城改造的若干意見》，并引起省政府重視。省政府領導視察福州市區(qū)的舊城改造情況后，形成了福建省政府《福州市舊城改造座談會紀要》，紀要指出：“福州市舊城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績，其做法和經驗對全省具有普遍意義，可供各地借鑒。”

　　1993年3月15日，習書記在我們撰寫的《關于福州城市化布局、程序和途徑的研究報告》上批示：“此件很有價值，可于適當時間召開一次專題研討會，半天座談，用城科會名義開，永誠、允樹同志組織土地、規(guī)劃等部門參加，好好討論一次，大約安排在7月份為宜，請屆時通知我。”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1993年7月17日，城科會與市科協(xié)聯合召開“加快福州城市化專題研討會”，參加會議的有40多人，其中有8位專家和教授發(fā)言。習書記聽取大家的發(fā)言后，作了一個多小時的即興講話。他再次強調城市化研究對福州市的意義。他說：“我們現在研究的城市化問題，是福州發(fā)展宏觀決策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我們實現‘3820’工程、建設‘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的一個組成部分。要通過城市化的研究，使我們的各級領導有一個總體的觀念，不能就事論事，做到既埋頭苦干，又有一個長遠的目標；既抓具體工作，又有一個全局的觀念。否則我們的工作不可能做得有預見性、超前性，不可能做得有條有理，搞不好還會出現一些顧此失彼的現象，甚至造成建設性的破壞。”

　　習書記對城科會的年度工作安排一直也非常重視，比如，1994年12月30日，城科會印發(fā)1994年工作總結，習書記在總結上批示：“城科會1994年學術研究取得較大成果，學術交流及自身建設有所加強。1995年要繼續(xù)配合市委中心工作開展城市科學研究，圍繞建設國際性城市的目標，根據福州市的具體情況，學習、借鑒、吸收國內外先進城市理論及研究成果，突出重點，系統(tǒng)研究我市城市發(fā)展的各項問題，進一步當好城市領導的參謀。”

　　習書記自己寫了很多文章刊登在城科會刊物《福州城市科學》上面，前后共有20多篇。這些文章包括很多他在福州期間的戰(zhàn)略構想，比如《建設閩江口金三角經濟圈的構想》《增強城市化意識，加快城市化步伐》《開發(fā)海洋，再創(chuàng)福州新優(yōu)勢》《增創(chuàng)福州新優(yōu)勢，建設現代化國際城市》《抓好區(qū)劃調整，適應發(fā)展需要》《加強村鎮(zhèn)規(guī)劃建設，促進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等等，都是專業(yè)性非常強的文章。習書記以身作則，這對城科會的城市科學研究起了很好的引領和帶動作用。

　　在習書記的帶領下，城科會工作卓有成效，先后被評為福建省科協(xié)系統(tǒng)、全國社科聯系統(tǒng)、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的先進單位，被福州市委、市政府授予“1991—1995年科教興市先進單位”稱號。習書記連續(xù)兩屆被推選為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

　　采訪組：在習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書記這幾年間，您都有哪些收獲？

　　林璧符：習書記很關心我的成長進步。我出身寒門，沒上過大學，又不善于與人打交道。作為政研室、城科會的普通一員，我寫了幾篇有關福州城市發(fā)展的文章，有幸得到習書記的贊許與厚愛。1991年6月15日，習書記在城科會工作匯報文件上批示：“同意林璧符同志擔任福州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之后不久，我被提拔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城科會換屆時，我又被選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習書記先后在我撰寫的文稿上批示十余次，這是激勵我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的強大動力?？吹阶约旱难芯砍晒蔀轭I導決策參考，我感到很有成就感，備受鼓舞。

　　1995年11月，我被提正處級時，習書記親自找我談話。我記得那天是上午9點多，他的秘書通知我到習書記辦公室，我進門跟他打招呼：“習書記好！”習書記非常干脆，他說：“老林，昨天晚上，市委常委會研究決定讓你當市委政研室主任。市委要求你一要帶好隊伍，二要多出精品。你有什么想法？”提正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這是我從未有過的念想。這次，習書記親自找我談話，對我寄予深切的厚望。當時我想，我生肖屬馬，不用揚鞭自奮蹄，一定要勤勤懇懇，決不能辜負習書記的厚望。于是就干脆地回答：“第一，我要感謝領導厚愛，第二，我會盡力而為！”習書記說：“好，就這樣。”整個談話時間不到兩分鐘，習書記話語不多，情真意切，令人終生難忘。就憑習書記對我的知遇之恩，我覺得在他領導下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而今，我早逾古稀，仍然擔任福州市政協(xié)文史研究員等社會職務，想在有生之年，為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習近平在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