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是年近不惑之年的環(huán)衛(wèi)工人黃英（化名）遭受上司周某性騷擾的時間。從簡單的“早上好”，到偶爾帶性暗示的圖片和小視頻。黃英在不堪其擾的同時，當事人周某卻為自己叫屈，認為這只是工作之外的“玩笑”。

　　但黃英已經不愿意繼續(xù)隱忍。6月15日，她終于邁進廣州越秀區(qū)人民法院的大門，決心拿起法律武器捍衛(wèi)自己的權益。

　　“性騷擾問題是各國都普遍面臨的社會問題。”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委員王利明坦言，近些年來，法院已經受理了性騷擾案件，有不少單位也受理了一些性騷擾的投訴，但最讓法官感到困惑的問題是，找不到關于性騷擾的法律規(guī)定的定義，也沒有有關性騷擾的認定標準。

　　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婦女權益保障法進行修正，該法規(guī)定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這是我國首部明確對性騷擾作出規(guī)定的法律。

　　看到這里，有人不禁產生疑問，男性會遭遇性騷擾嗎？

　　日前，昆明市的一名男性滴滴司機就遇到了這樣一件尷尬事。一名女乘客酒后乘車，同伴下車后，她開始對司機動手動腳，做出不雅動作。

　　女性和男性都可能性騷擾他人或遭受性騷擾，法律應當對男女兩性提供平等的保護。如今，民法典終于給出鏗鏘有力的保障：人格權編第1010條第一款規(guī)定，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民法典特別在人格權編里面規(guī)定性騷擾的規(guī)則，意義重大。”王利明具體解釋道，民法典第1010條第一款確定了三個標準來認定：第一，是實施了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這些騷擾行為可以是以文字、圖片等形式表現出來，且這種行為通常都是犯罪行為以外的違法行為；第二，它必須是指向特定人，而不是泛泛的，比如說講個黃色段子等，這些雖然可能說是這個人的品行有問題，但是不能構成性騷擾。而這個特定人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民法典用的是“他人”，沒有指特定的性別；第三，必須是違背受害人的意愿，不符合他（她）的利益，完全是他（她）不贊成，是他（她）反對、感到厭惡的。

圖／視覺中國

　　縱觀近年來性騷擾事件，職場已然成為性騷擾的高發(fā)場所。今年夏天，21歲的小潔入職某公司。某日公司組織聚餐后，人事部招聘部門主管葛某提出送小潔回家。誰知葛某竟然在小潔家樓下對她強行摟抱。“我和我對象才領的證，準備年底拍婚紗照擺酒席的，發(fā)生這樣的事，我對象覺得很憋屈，我倆現在的狀態(tài)，可能要離婚？？”小潔委屈地說。

　　性騷擾往往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而遭受性騷擾的受害者可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心理反應，背上心理“包袱”，致使工作效率下降，影響人生發(fā)展。而大多數受害者卻因為“面子”、上級權威等原因，選擇成為“沉默的羔羊”，反而助長了“咸豬手”的囂張氣焰。

　　業(yè)內意見認為，雇主處于控制性騷擾的最佳位置，法律應充分利用這一力量，明確雇主負有合理預防義務和及時救濟義務。

　　對此，民法典第1010條第二款作出具體規(guī)定，機關、企業(yè)、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

　　“這個規(guī)定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法律要求這些單位建立相關的預防性騷擾的制度、規(guī)則、機制，來有效地防范性騷擾行為的發(fā)生。”王利明說。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梁芳指出，解決性騷擾問題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其中用人單位更是責無旁貸。受害人在受到性騷擾之后，雖然可以通過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獲得救濟，但這畢竟是事后補救，損害已然發(fā)生，且司法程序相對耗時耗力。況且，在很多性騷擾案件中，騷擾者往往處于管理者地位，容易受到用人單位的包庇袒護。民法典出臺后，用人單位有義務完善自身合規(guī)體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全流程的反性騷擾體制機制。

　　面對性騷擾，受害者不再沉默寡言，單位不再袖手旁觀，正是民法典給了人們捍衛(wèi)人格權的底氣。

　　民法典相關規(guī)定

　　第一千零一十條：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機關、企業(yè)、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學習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