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深遠意義

《求是》雜志記者 狄英娜

　　貴州遵義紅花崗區(qū)子尹路96號，一棟二層小樓臨街而立。

　　1935年1月，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這里召開了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

　　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這里，在參觀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會議陳列館時深刻指出：“我們要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jīng)驗，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2021年2月，在全黨即將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前夕，總書記赴貴州考察時再次談到遵義會議，指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

　　建黨百年，回望遵義，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們更能深刻感受到遵義會議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遵義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的。彼時的中央紅軍，已由長征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多人。慘重的失敗，險惡的環(huán)境，使黨和紅軍內(nèi)部對錯誤領導嚴重懷疑和不滿。遵義會議的召開，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同志不負眾望，將高超的軍事指揮能力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四渡赤水、屢出奇兵……終于讓紅軍化險為夷，紅色的火焰從西南燃向西北，最終燃向全中國。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評價道：“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nèi)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鄧小平同志后來也曾指出：“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chǎn)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wěn)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wěn)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

　　遵義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我們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路線關乎黨的命脈、關乎革命前途。在紅軍瀕臨絕境的時候，黃土地上成長起來的這群共產(chǎn)黨人靠什么挽狂瀾于既倒？靠主觀主義是不行的，還是要靠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遵義會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的一個關鍵節(jié)點，從那以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開始確立領導地位。

　　這一重要轉變來之不易，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結果。正如陳云同志在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中所寫，“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遵義會議及其前后的一系列會議，圍繞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這條主線，各自擔負了不同任務，共同構成完整的歷史鏈條。從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到后來的“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等，紅軍猶如驚濤駭浪中的航船，漸漸地撥正了前進的航向。

　　1963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會見外賓時說：“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以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更加自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規(guī)律，把握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這標志著黨在經(jīng)歷了曲折的道路后，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之后，在毛澤東同志主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重大戰(zhàn)略舉措，使中國共產(chǎn)黨從長征前瀕臨滅亡的險境轉危為安，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1945年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全黨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空前的團結統(tǒng)一，中國共產(chǎn)黨帶領全國人民形成磅礴力量，勢如破竹、摧枯拉朽，很快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

　　百年滄桑，中國巨變，遵義會議的深遠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益彰顯。

　　記者手記：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赝窳x，“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正是因為我們黨逐步形成和確立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成熟的領導集體、科學的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yè)才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在領導核心和正確思想的帶領和指引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tǒng)一，這是黨的生命，也是我們黨能成為百年大黨、創(chuàng)造世紀偉業(yè)的關鍵所在。新時代新發(fā)展階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地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起來，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就一定能戰(zhàn)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向著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