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憲法集中體現(xiàn)了黨和人民的統(tǒng)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國家意志的最高表現(xiàn)形式。‘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可以說，憲法是國家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建章立法需要講求科學精神，全面認識和自覺運用規(guī)律。馬克思說：‘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作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創(chuàng)造法律，不是在發(fā)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識的實在法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guī)律表現(xiàn)出來。’立憲和修憲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最為重要的政治活動和立法活動，必須以極其嚴肅認真的科學態(tài)度來對待。”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法律，承載著一個國家對天下發(fā)布的最大公信。這句話出自唐代史學家吳兢的《貞觀政要》。關于《貞觀政要》和它的作者吳兢我們已經有過介紹，所以不再贅述。不過要說明的是，吳兢只是這句話的記錄者，說這話的人不是吳兢，而是唐太宗時期的名臣戴胄。戴胄（573年－633年），字玄胤，譙郡譙縣（安徽省亳州市）人。唐朝初期宰相，汲縣令戴承伯之子。戴胄生性忠直，做事堅持原則，敢于犯言直諫，深得太宗器重。當他六十一歲病逝時，唐太宗下令罷朝三日，追贈他為尚書右仆射、道國公，賜謚號為忠，命虞世南為他撰寫碑文。見他住宅簡陋，擔心沒有地方進行祭祀，唐太宗還特命官府為他設立家廟。

　　具體到戴胄所說的這句話的語境，是貞觀元年，朝廷大量選拔舉薦官員。為了防止有人鉆空子，唐太宗曾下過命令，說凡是以前在資格資歷方面有造假欺騙的行為必須自首，否則就是死罪。有一個偽造資歷的官員心存僥幸，沒有自首，結果被發(fā)現(xiàn)了。大理少卿戴胄并沒有按照太宗的意思判處這個人死罪，而是依法進行處置，并將此事上奏朝廷。唐太宗很不滿意，說我下過命令，不自首的就要處死。你現(xiàn)在不判處他死刑，這不是打我的臉嗎？戴胄說因為偽造資歷就殺人，明顯不合乎法度。如果您要自己殺他，這事我管不了；但是如果要讓我辦，我就只能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去做。太宗說：“你自己守法，就讓我失信于天下嗎？”戴胄說信用有大有小。法律承載著國家的信用，是大信用；陛下您說的話很多時候只是個人一時情緒的表達，是小信用。隱忍自己一時的憤怒而成全法律的公正、保全國家的信用，這事不丟人。就算是打臉，這臉也打得值啊。唐太宗到底是個開明的君主，聽戴胄分析得有道理，不但接納了他的建議，還對他提出了表揚，說有你這樣的人糾正我的過失，我就沒有什么可以擔憂的了。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這句話中，天然地包含著“善治”與“良法”兩個相互關聯(lián)的層面，戴胄在其本來的語境中只注意到了其中“善治”的層面，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則把“良法”這層含義深刻地揭示出來，并以“憲法就是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的引申呼應了中國悠久而優(yōu)秀的“天下為公”的政治傳統(tǒng)。這是對元典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是為傳統(tǒng)話語賦予現(xiàn)代精神、使其進入現(xiàn)代生活的一個優(yōu)秀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