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這句名言是2018年6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引用的。習總書記說：“‘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加強黨的政治建設，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要站穩(wěn)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堅決反對“四風”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人民群眾對我們擁護不擁護、支持不支持、滿意不滿意，不僅要看我們是怎么說的，更要看我們是怎么做的。實干方能興邦、實干方能強國、實干方能富民。”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出自宋代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下》。

　　關于朱熹，此前的內容已經(jīng)有所介紹，茲不贅述?！端臅戮浼ⅰ肥侵祆渥罹叽硇?、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朱熹首次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從眾多的儒家經(jīng)典中抽出，將其并列，提出了“四書”的概念，并為之做注?！洞髮W》《中庸》中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中的注釋集合了眾人說法，故而稱為“集注”。

　　朱熹做《四書章句集注》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使“圣賢傳經(jīng)之旨，燦然復明于世”。所謂“燦然復明”，其中的潛臺詞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圣賢傳經(jīng)之旨”，在朱熹的時代已經(jīng)沒有那么燦爛光明了。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復雜，但主要還是來自于佛、道二教，特別是佛教的沖擊與挑戰(zhàn)。對于這一點，宗皋禪師《宗門武庫》中的一個典故堪稱最好的說明。說王安石有一次與張方平聊天，王安石就問了張方平一個問題，說孔子死后百年有孟子，此后儒家就再也沒出過什么特別厲害的人了，這是怎么回事呢？張方平說有，然后就舉了一大堆和尚的名字。王安石沒聽明白，就問張方平是什么意思。張方平的回答是：“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矣。”用現(xiàn)代話語來表述，就是儒家的那些東西缺乏吸引力，所以有才能的人都跑到佛家里去了。這樣的情形，自然是讓身為儒家虔誠信徒的朱熹非常憂慮。他要以自己的努力提振儒家，使其能在社會中恢復應有的地位，起到應有的作用。正是這個目的和潛臺詞，也就決定了朱熹在做《四書章句集注》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經(jīng)典的選擇。朱熹選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有其考慮的，《論語》《孟子》是反映孔孟二人思想的最直接的經(jīng)典，自不必說。至于《大學》和《中庸》，朱熹認為，《大學》中“經(jīng)”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四者上下連貫傳承而為一體。二是注釋的體例和特點。朱熹采用與漢唐學者注釋截然不同的方法，由漢唐學者注重經(jīng)書原本、文字訓詁、名物考證轉變?yōu)樽⒅仃U發(fā)義理，并加以引申與發(fā)揮，從而達到整理規(guī)范儒家思想，宣揚貫徹儒家精神，以“四書”之言，架構其理學主張的最終目的?！端臅戮浼ⅰ吠瓿芍?，當時就受到思想界的普遍重視，特別是明清兩朝，因為指定其為科舉考試涉及到的儒家經(jīng)典的權威解釋而成為某種“金科玉律”，所以其傳播也就更為廣泛，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具體到“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它出自《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下》，是對《孟子·盡心下》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句話而做的解釋和說明。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孟子》中的一個非常著名的命題，翻譯過來就是老百姓最尊貴，其次是社稷，最輕的是君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只有君主才有祭祀社稷的資格，所以一般又用“社稷”來指代國家政權。江山社稷的重要性超過某一位具體君王，這道理容易懂，但老百姓居然比江山社稷還重要，這似乎與人們的日常感受不相符合。人們平時所看到的，難道不是君主高高在上，宗廟社稷巍然聳立，而百姓則是誠惶誠恐地匍匐在地嗎？既然如此，為什么孟子會這么說呢？于是朱熹就做出了解釋。他的解釋是：“社，土神。稷，谷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翻譯過來就是：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凡建立國家，就要造社稷壇來祭祀土神與谷神。但是，國家的根本是百姓，建立祭祀土神谷神的祭壇也是為了百姓。有百姓與江山社稷，君主才尊貴；沒有了老百姓，沒有了江山社稷，君主就什么也不是。正因為如此，孟子才說百姓最尊貴，社稷其次，君主最輕。

　　孟子和朱熹的話語，實際上都涉及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民本。“民本”這一觀念由來已久，其最早的出處是《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夏啟的五個兒子。我們知道，大禹死后，他的兒子夏啟繼承了部落聯(lián)盟首領的位置，開啟了夏王朝，從此中國就進入了“家天下”的時代。夏啟死后，繼承王位的是太康，太康無道，在外游樂時被后羿所困，夏啟的五個兒子和母親在洛水邊等他，兄弟幾個人回想起大禹的教導，于是唱了這首《五子之歌》。換言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淵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大禹，是大禹對后世子孫的諄諄教誨。

　　“民為邦本”的觀念一經(jīng)提出，就受到了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在客觀上反映了這樣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人是一切物質與精神財富的源泉，沒有了人，一切就都是無本之木與無源之水；二是國家興滅、君主變易實在是司空見慣，唯有人民長在。無民則無國，無民則無君。所有這些，無不提示著百姓的重要，故自從大禹之后，“民為邦本”思想就成為后世開明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信條。它被代代繼承并不斷豐富、發(fā)展、完善，成為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的一個核心內容。戰(zhàn)國時期的儒家學者，除孟子的“民貴君輕”說之外，還有荀子的“立君為民”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上天養(yǎng)育百姓，不是為了滿足君主統(tǒng)治的需要；恰恰相反，上天設立君主，是為了更好地養(yǎng)育百姓”，這就把君主與百姓的主客關系講清楚了。到了漢代，著名政論家賈誼又提出“夫民者，萬世之本也”的觀點，他說“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老百姓的地位雖然卑微到了極點，但是卻絕不可以被慢待；他們文化程度雖然不高，但是卻絕不可以被愚弄。所以自古至今，與老百姓為敵的人，或快或慢，老百姓一定會戰(zhàn)勝他。”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經(jīng)常對大臣們講“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的道理，他的一段名言在中國可謂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水既能夠托起舟船，也能夠傾覆舟船。身為君王，首要的事情就是保全百姓。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yǎng)自身，就像割自己腿上的肉來滿足口腹之欲，肚子飽了，命也就沒了。”宋代理學家二程（程頤、程顥）主張“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治國理政的關鍵，就是要順應百姓的意愿、厚待百姓的生計、安定百姓的生活。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天下為主，君為客”，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對于天下而言，人民是第一位的，君主只能排在第二。綜上所述，民為邦本、天視民視、民貴君輕、載舟覆舟、立君為民，這些被現(xiàn)代人稱為民本主義的思想和表述延續(xù)了三千年之久，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主線之一。在漫長的歷史時光中，它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皇權的任性，緩和了階級矛盾，對大一統(tǒng)社會的形成和維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直到今天，“民本”這一思想中所體現(xiàn)出的道德光芒與治理智慧依然有著重要的借鑒與啟發(fā)意義。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民是我們黨執(zhí)政的最大底氣。中國從近代百年的屈辱與苦難中掙脫出來，離不開人民的支持與力量，離不開人民的信任與擔當。正是由于有這些不惜“用血肉筑起新長城”的人民，中國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走進和平安寧的新時代；正是由于有那些將青春甚至生命奉獻給科技發(fā)展的人民，新中國才能在百年內取得如此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也就要求我們黨要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堅持從嚴治黨，我們黨才能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人民群眾才能在黨的帶領下為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共同努力奮斗，中國才能在新時代更快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