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的講話中引用了這句名言。習總書記說：“我們應該追求熱愛自然情懷。‘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是生態(tài)文明的真諦。我們要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絕奢華和浪費，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風尚。要倡導環(huán)保意識、生態(tài)意識，構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環(huán)境治理體系，讓生態(tài)環(huán)保思想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要倡導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綠色價值觀念，讓天藍地綠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懷。”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這句話的出處，是唐代著名政治家陸贄的奏議《均節(jié)賦稅恤百姓六條》。這句話的大意是，對于自然和社會產出的各種資源，要有限度地索取、有節(jié)制地使用，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不作長遠的規(guī)劃和打算。

　　陸贄（754年－805年），字敬輿。蘇州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唐代宗大歷八年（773年）中進士，德宗即位后，由監(jiān)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此后累遷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為相時，指陳弊政、廢除苛稅。貞元十年（794年），遭構陷后罷相。永貞元年（805年）在忠州去世，年五十二。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宣”。

　　陸贄為中唐名相。在主政期間，面對危急的時局，他敢于指陳時弊，籌劃大計，為朝廷出了許多善策。他對德宗忠言進諫，建議德宗廣開言路、任賢廢惡、儲糧備邊、消弭戰(zhàn)爭。特別是在藩鎮(zhèn)叛亂舉國動搖的情勢下，更是規(guī)勸德宗下詔罪己，為其起草了誠摯動人的詔書并頒行天下，前線將士為之感動，有的聽到后痛哭，叛亂者亦上表謝罪。由于他善于預見，措施得宜，力挽狂瀾，唐朝搖搖欲墜的局面才得以轉危為安。其學養(yǎng)才能、品德風范，深得當時及后世稱贊。

　　古代的士大夫群體和文人群體是高度合流的。作為文人，陸贄工于詩文，但他最擅長，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還是要首推政論。其政論文章見地高遠，說理透辟，文字流暢，對后世影響很大，比如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就非常推崇陸贄，他在《資治通鑒》中引用陸贄的政論竟多達三十九篇，這在《資治通鑒》中是絕無僅有的。又如大文豪蘇軾，也對陸贄推崇有加，說他“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南宋大儒朱熹也說“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從這些人的評價和推崇，我們就不難感知陸贄政論文的成就與影響。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即出自陸贄的奏議名篇《均節(jié)賦稅恤百姓六條》。這封奏議作于公元794年，也就是他擔任宰相的最后一年。安史之亂后，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地。由于長期用兵，興師動眾，百姓的徭役、賦稅也日益殘酷，紛紛破產。大唐民困國窮，財政枯竭，經濟處于崩潰狀態(tài)。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日益激化的矛盾，解決國家的財政經濟危機，陸贄上疏提出了《均節(jié)賦稅恤百姓六條》，強調了“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的重要性，系統地闡述了恢復和發(fā)展經濟，進行政治改良的思想。該篇奏議長達一萬余字，共分“論兩稅之弊須有厘革”“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論長吏以增戶加稅辟田為課績”“論稅期限迫促”“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六條，對當時的財政稅收領域存在的若干問題，特別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對百姓盤剝太過的問題進行了反映，并就解決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奏議比較全面而系統地展示了陸贄節(jié)用愛民的思想，以及對于民生問題的基本主張，見地深邃，暢達懇切，警句迭出，是陸贄奏議中的名篇。

　　具體到“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則見于《均節(jié)賦稅恤百姓六條》中的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jié)，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土地的產出是有定數的，人力的生產是有極限的。索取有限度，使用有所節(jié)制，就會有所盈余；索取無度，使用不加節(jié)制，難免陷入匱乏。出產多少決定于上天，但使用多少則完全取決于人。所以賢明的君主制定章程，從來都是量入為出，這樣即使遇到災難，也不會陷于困難之中。衰退的世道則不是這樣，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索取，從來不考慮民力物力的枯竭。”

　　這段上下文，其實就把“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的原因和重要性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在生產力不發(fā)達的古代社會，統治者能夠堅持這一點，對于調節(jié)人類特別是統治階層幾乎無盡的欲望與有限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為陸贄所提出，但其中所蘊含的“量入為出”的理念，卻是古已有之。實際上，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先賢們就已經提出了一系列類似的理論主張。例如《管子》中，就有這樣一段話，它說：“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慎子》一書中也有所謂“圣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jié)，則民無癘疾”的說法。當然，這里所說的“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jié)”，更多強調的是君對民的取用關系，而保護自然環(huán)境的生態(tài)意義，在這里體現得并不明顯。

　　直到后來，孟子繼承了孔子“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提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雖然這一言論的目的在于宣揚王道，但強調“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要求有節(jié)制地捕魚、根據時節(jié)伐木，實際上已經包含了保護自然環(huán)境的生態(tài)思想。而孟子的這一思想，后來也為荀子所繼承和發(fā)揮，因此也就有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地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yōu)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yǎng)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的說法。

　　到了西漢初年，賈誼將這種對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時節(jié)的規(guī)定，又要有數量的節(jié)制，明確地概括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jié)”。 由于漢代的儒家學者非常強調要根據時令節(jié)氣，有節(jié)制地開發(fā)和利用自然資源，所以他們普遍接受了賈誼所提出的“取之有時，用之有節(jié)”的生態(tài)理念，并且這種理念對后世也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南朝著名天文學家何承天就曾在他的《達性論》中說道：“若夫眾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侯豺獺，所以順天時也。” 到了初唐時期，關于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fā)和利用，仍與漢代一樣，大都表述為“取之有時，用之有節(jié)”。直到陸贄出現，“取之有時，用之有節(jié)”才正式轉變?yōu)?ldquo;取之有度，用之有節(jié)”。不過，無論是“取之有時”，還是“取之有度”，它們所傳達的精神內涵都是一樣的，區(qū)別只是具體話語的不同。

　　無論陸贄也好，還是管仲、賈誼也好，他們表達類似的語句，反映的都是中國古典經濟學中普遍信奉的“量入為出”的平衡理念。這種理念在過去被普遍信奉和強調，可能更多的是因為資源的短缺、生活的貧困而做出的無奈、被動的選擇，也許其中還包含著對維持社會生態(tài)平衡的責任考量。但是，即使在物質生產相對豐盈的現在，也依然沒有過時。它既反映了中國古代哲學家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度思考，又成為當今建設良好生態(tài)環(huán)境、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理念。在客觀上有助于培養(yǎng)國家、社會所提倡的“綠色消費觀念和綠色消費習慣”，有助于促進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必要的生態(tài)張力。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fā)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因此，自然和人類應當是和諧共存的，我們今天的堅持以及各種付出也應當是值得的。大自然既然已經毫無保留地向我們敞開懷抱，那么我們也要始終遵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正確處理保護與開發(fā)的關系，確保榮辱與共、互利共贏的發(fā)展格局。我們要做好大自然的“代言人”，講好保護自然的中國故事，厚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人文情懷，從身邊人、身旁物、小事點滴中感悟自然生態(tài)的和諧共生之美。“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答好“自然之卷”是對每個人的嚴峻考驗。“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只有堅持“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道路，堅持“節(jié)約資源與保護環(huán)境”的基本國策，才能更好地為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一汪碧綠的清水、一片耀眼的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