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0年代中期開始，馬克思的病情就持續(xù)惡化，但他還是通宵達旦地工作。恩格斯曾反復催促馬克思抓緊出版《資本論》，但也對老朋友的身體狀況萬分關切。在1866年2月份的一封信中他這樣說到，“萬一你出了什么事情，整個運動會怎樣呢？如果你這樣一意孤行，事情必然要弄到這個地步。說真的，在我使你不陷入這種境遇以前，我日夜不會平靜；每天，只要得不到你的消息，我就忐忑不安，以為你的病又惡化了?！?
這里，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的友誼為何會成為千古佳話？是什么原因讓他們能夠保持如此長時間的彼此信任與毫無羈絆的交流呢？通過下面兩個事例，我們或許就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為了支持馬克思專心寫作，也為了替無產階級保全自己的領袖，恩格斯做出了最大的犧牲，從事了他最不喜歡的商業(yè)活動近二十年。
我們必須看到，馬克思并不是不能賺錢養(yǎng)家，只是他把所有的時間都奉獻給了撰寫諸如《共產黨宣言》、《資本論》這樣的偉大著作了。他又是一個花錢大手大腳、沒有理財觀念的人，家里的孩子也多。這時，恩格斯就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用恩格斯自己的話說，就是回到“該死的生意經”里去。
1850年11月，恩格斯決定重新回到營業(yè)所工作，他前往曼徹斯特，在他的家族企業(yè)“歐門—恩格斯”公司里做起了辦事員。為此，他還遭到盧格、維利希等人的挖苦諷刺、粗暴攻擊。但是恩格斯毫不在意這些，他深知，馬克思之于無產階級的意義是任誰也替代不了的。
憑著恩格斯的兢兢業(yè)業(yè)，他從一名辦事員做起，1860年之后成為了公司的代理人，1864年就成為了公司股東。剛開始做辦事員的時候，恩格斯的工資還很低，也沒能拿出多少錢來支援馬克思。但常常是每個月甚至是每個星期，恩格斯寄來的一英鎊、兩英鎊、五英鎊或更多的匯票對馬克思一家來說都非常重要的。20年來，恩格斯寄給馬克思的錢，總共達到了三千英鎊，這在當時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面對慷慨解囊的恩格斯，馬克思也經常陷入一種深深的內疚和負罪感中。因為他知道，恩格斯同樣具有從事研究的天才能力，只是為了馬克思的生活，不得已去做那些他自己不愿意做的經商工作。
說到恩格斯的才華，馬克思曾這樣夸贊恩格斯，“他真是一部百科全書。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吃飽了也好，空著肚子也好，隨便什么時候他都能工作，文章寫得飛快，機靈得出奇?！倍鞲袼股瞄L的領域是語言、軍事和自然科學，他寫的文章也極富邏輯和條理，曉暢明白，并具有令馬克思贊賞的善于抓住復雜問題之本質的能力。
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坦白向你說，我的良心經常像被夢魔壓著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才讓它們荒廢，而且還要分擔我的一切瑣碎的憂患?！?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事例。馬克思去世后，留給世人的除了已經出版和再版的《資本論》第一卷，還有關于《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的大量的手稿。正是在這些手稿的基礎上，恩格斯替馬克思出版了《資本論》的后兩卷。為此，他擱淺了自己的著作《自然辯證法》的撰寫工作。
此時的恩格斯也已經有63歲了，他自己對這項工作也有許多擔憂。因為馬克思潦草的筆記常常連恩格斯也很難辨認清楚，更何況要把它匯總成系統(tǒng)的書籍出版。但這項工作也只有恩格斯一個人能做到。不久他就因為整理《資本論》病倒了，這令他非常擔心，他在一封寫給拉甫羅夫的信中就說道：“因為現在活著的人只有我才能辨認這種筆跡和個別字以及整個句子的縮寫”。由于支撐不住，恩格斯的舊病復發(fā)，醫(yī)生已經禁止他再這樣拼命工作了。但是，他還是特意請了一名助手幫他記錄他口述的手稿內容，而且還是從早上10點一直工作到下午5點。
但恩格斯做到了，而且他非常樂意做這項工作。他在寫給貝克爾的信中說：“要整理馬克思這樣每一個字都貴似黃金的人所留下的手稿是需要花費不少勞動的。但是，我喜歡這種勞動，因為我重新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列寧曾評價說，《資本論》第二、第三卷應該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共同的著作。但恩格斯絕不貪功，他自己就謙虛地說，“我一生所做的都是我預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演的只是配角——而且我想我還做得不錯?！?
1866年，正是在恩格斯的無私幫助之下，馬克思努力了近十五年之久的巨著即將出版了。這部著作就是《資本論》。那么，它為什么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呢？它到底說出了什么驚天秘密才會讓資本家口誅筆伐，一致反對呢？
